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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劫生命洪晃车间中国精神诞生记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5月14日，周三，我们又一次集聚到洪晃家的大车间。起因是5月10日周末“当当”俞渝的生日晚宴，那日生日蜡烛只有粗粗直直的一根，网通田朔宁借烛光的浪漫提出关于以“中国精神”抗SARS的主张。田朔宁的忧国忧民情怀也罢了，很多人的责任感或者玩兴同时被激起，于是周三洪晃再次发出聚会通知。此次晚宴不再有法国香槟，相对比较务实。主食饺子端上来后，大家要对“中国精神”作定义。 此日潘石屹、张欣刚从香港飞回，从机场直扑大山子。对中国精神问题，老潘显然已思考多日。他在连续了几个“就是”之后，几乎不暇思索地说，“那个‘中国的精神’，就是自然的、平衡的、和谐的。”按他的解释，天人合一，中国人生生不息，吸天地之灵气，其精神就在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中。桌上大家沉吟一片，王伯明问，“都自然了，那怎么抗‘非典”呢？”以我的感觉，这种天人合一往往是在独善其身中完成的，很难构成凝聚力。而在历史长河中，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好像还是那种金戈铁马的争斗。汉高祖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楚霸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更有有名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归。”或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于是冒然曰：“恐怕还有不甘自然之力。”俞渝说，“大概是一种坚韧的东西。”但刘索拉不屑地说，其实这种阳光下的刚烈并不是中国精神中的主流，而是一种阴柔的力在主宰。 我想想这倒也有些道理，因为历史进程的改变往往都由宫闱里的阴谋诡计为前导，“计”、“谋”、“智”在所有历史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荆轲的《壮士歌》后是类似“图穷匕首见”的谋杀，刘邦也正是靠阴柔的计谋灭了项羽。以刘索拉的看法，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之后，也确实总有各种各样诸葛孔明式精通阴阳五行、奇门遁甲的谋士，他们就是在自然中寻找到一种和谐关系，所以这是一种“阴功”。 老潘潘石屹又进而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精神中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自省，也就是从禅宗中去参悟与省视，达到吐故纳新，荡涤自身。这种内省使中国人对世界与事物的认识往往变得内向，这其实还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关系。但大多讨论者，也许还是境界的原因，认为在这种超凡脱 俗之外，中国精神中总还有一种坚毅或者说坚韧在里面，比如那个“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的故事。但刘索拉还是坚持认为这也都可以归为“阴功”，她认为中国历史是母性的而不是父性的，而幽默倒可能真是中国精神的一种。她的理由是，在SARS所造成的恐惧面前，手机短信变成了抗SARS的武器，这些短信里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事情临到头上时所表现出的幽默。这些幽默往往与性有关，这构成了一种特殊压力或者说恐惧面前的宣泄。但我个人以为，这种幽默其实在历史遗产中似乎并不多见。早期绘画、工艺造型中能从夸张的变形中感觉幽默感，可能其幽默也与原始的性有关，但后来的士大夫文化好像是使人与人在三纲五常之间变得越来越拘谨，生气也越来越无。现在的幽默似乎是现代启蒙后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民族必需的境界，也可以说是我们精神中正在努力追求的东西。洪晃在当时大家七嘴八舌的争论下已经显得有点疲惫，她睡眼惺忪地说，其实中国精神中还有很重要的是仗义，为哥们儿两肋插刀，在关键时刻见精神。 这些七嘴八舌诞生之后，怎么归纳成为精神？只能依靠张欣来组织。期间大家多次试图把归纳工作延迟到第二日，都被张欣以正色阻止。她一再强调，无论如何，必须今晚将大家的想法整理成文。 那天晚上的讨论从晚8点开始，田朔宁对各种观点的提出一直给与支持。张欣于10点多钟整理出一个初稿，250字左右。由洪晃充满表情地念过，大家命我给予润色。我冥思苦想一个多小时，大家看后还是觉得过于“学术”。于是刘索拉自告奋勇，将我的每一行文字变成诗句。“不是要短吗？那就看哪一个句子长就把它简化。”她说。后来张欣终于出来阻止，重新一句句推敲。整个讨论整理历时6小时，到第二天凌晨1点30分张欣最后改定为450字。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好像成为了这次讨论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
洗劫生命大自然是平衡的
潘石屹，人称老潘，1963年出生于甘肃天水。1987年下海，先后在深圳和海南从事房地产开发，成为中国第一批从事房地产市场工作的专业人士之一；1992年8月进入北京房地产市场，创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股份制民营企业——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创立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开发项目：现代城、山语间、长城脚下的公社、建外SOHO、博鳌蓝色海岸等。著有《茶满了》和《西行25度》。 我的童年是在贫困和疾病中度过的，因此从小就对疾病非常畏惧。上小学时，因妈妈有病，我好几个月没有上学，好强的妈妈在病床上给我补落下的课。妈妈告诉我，生物分三种：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当时的我对前两种都好理解，地里的庄稼就是植物，家里养的鸡和猪就是动物。唯有微生物怎么也理解不了。妈妈只是告诉我微生物很小，小到肉眼看不见。我想，既然人看不到，完全可以像算术中的四舍五入一样忽略不计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微生物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大自然总是平衡的，有时会有一些不平衡，但最终还是会达到平衡。如物质不灭定律，世上的物质其实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只是存在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平衡；生命总是在不断地延续的，在不同的阶段，它存在的形式不同，如有时是以种子的形式存在，有时是以叶子的形式存在，有时是以花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佛教讲的因果报应，也是一种平衡。植物有平衡，动物有平衡，微生物也有平衡。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之间也有平衡，因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今天，非典在流行。非典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有专家说是衣原体，是细菌。又有专家说是新型的冠状病毒，是病毒不是细菌。对付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比对付一只老虎和一群毒蜂。争论了两个月，终于有了定论：是病毒不是细菌。是病毒在向人类发起了进攻，这些眼睛看都看不到的小东西，发作起来威力还挺大，考验着人类的免疫力，也考验人和人之间结构的免疫力。每当人体受到病毒的攻击时，人的身体就产生一种抗体，一种病毒产生一种抗体，不同的病毒产生的抗体是不一样的，这种抗体就是人类的免疫力。非典这种病毒在此前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人体没有产生过对应的抗体，人类也没有研制出对付这种病的药。一种无药可治的病，就变得十分可怕和恐惧。 在非典流行的同时，发生的交通事故、工伤事故造成人员的伤亡，其实要比非典造成的伤亡多得多，人们为什么没有这种恐惧？因为人们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也没有传染能力。非典的出现也让我们思考一些现在面临的问题，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尽头在哪里？人类似乎可以改变一切，人类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任意地宰杀其它动物，这些生命没有地方可以告状，但是大自然会让它们有机会生存下去，否则，大自然中只有人类时，人类也就会走向灭亡。现在人类甚至可以克隆自己。当我看到报道说一位科学家，要求多克隆几个他时，我感到的是恐怖和灾难的来临。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非典爆发后，有一条政策叫：“村自为战”，防止疫情进入农村。村村开始用大石头、木头、各种路障把村子围起来。当政策到了村里时，村干部的土围子心态全表现出来了。普通的农民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因为我们的祖上积了德，所以这场瘟疫我们村子里一例也没有，城里人整天花天酒地，这是报应。这也是农民理解的一种平衡，几代人之间的一种平衡。有位朋友给我发条短信息：“大吃大喝治不了，非典治了；公款旅游治不了，非典治了；文山会海治不了，非典治了；欺上瞒下治不了，非典治了；卖淫嫖娼治不了，非典治了。谁治非典！”这也是一种平衡。 2002年我进入了人生的不惑之年。这一年，好事太多了，庆典的事情也太多了，似乎什么都顺利，生意上顺利，张欣又在国际上获了大奖，即使遇到困难时也总能得到贵人的帮助。快到年末时，我总是在想，命运给一个人的福份是一定的，要珍惜，要惜福。我提醒自己忘掉四十岁的生日，要找点罪受。到了2003年初，我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开车向西部出发，自己给自己找点罪受。 “西行25度”是我给自己四十岁生日的礼物。
洗劫生命非典感悟
陈建功，北京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丹凤眼》、中篇小说《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长篇小说《皇城根》等。作品曾多次获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日、捷、韩、越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非典时期的日子既悠闲又浮躁。平日里有趣的没趣的应酬全没了，有用的没用的会议全免了，甚至连每天例行的上班，也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既然要少开会少聚集，干脆，自己别找事，也别给别人找事。当然也有人在忙着，比如那些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那些负责防疫工作的人们，在夜以继日，甚至在牺牲献身。可无能者如我辈，能做点什么？于是，这日子便悠闲得很。越是悠闲，反倒越没有悠闲的心境。为疫情的蔓延焦虑，为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焦虑，甚至也曾为那些医护人员的子女们焦虑……说到底，我想大概还是为自己不得不隔岸观火而焦虑。文艺界尚有所为的恐怕是几位歌星们了，他们好歹还赶排了一台晚会，名字大概叫“我们众志成城”，即便不能再和以往那样对着无数晃动的闪光棒唱，面对家家户户的荧屏，好歹也算是为抗击这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灾难吼了一把。 非典尚未引起恐慌的时候，人们都在关注着伊拉克。有的人甚至还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别人的灾难。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某个知名的华语电视台，居然把美伊战争的话题编排成嬉笑打趣的话本，让一个油腔滑调的主持人大过其瘾。坦率地说，我深深地为那位同胞感到羞愧。尽管我过去一直很欣赏此公的伶牙俐齿，现在却觉得他仿佛在扮演狗仔队里的一个角色。你可以站在战争的任何一方，但不可以看着别人在炮火硝烟中的遭遇如获至宝，把别人的苦难化作解颐的一笑。那时候我曾恨恨地感慨，或许国人真的也需要来一次大难临头，好让我们告别肤浅和冷漠，从灵魂深处感悟一下对灾难的悲悯和责任。谁能想到，那时，SARS已经开始肆虐，而且，因为我们的疏忽和犹豫，它正在逐步酿成一场危及民族的灾难。 然而现在，当灾难真的降临的时候，我得承认对国人的精神境界不能不刮目相看，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内心深处是否还有自命深刻的肤浅。真的，在灾难面前，我们的民族是如此迅速地焕发出勇气和激情。这个民族决不缺少大勇者，不缺少义无反顾的志士。当我知道他们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或者已经献身，比如那位广东的护士长叶欣；或者已经经过了磨难，在从容若定地告诉人们，非典并不可怕，比如那位老军医姜素椿。而后，荧屏上闪现一批一批集结起来去支援非典治疗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们，他们在悲壮地话别、登车；荧屏上又闪现出，在被隔离的人民医院院墙外面，警戒绳上悬挂起一张张向医护人员问候、致敬字条……是的，肤浅的，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而是自命不凡的自己。真的，我觉得似乎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同胞们。或许，某一件事，某一些人，我们从中会感到肤浅和冷漠，感到敷衍和塞责，甚至也会发现怯懦和逃遁、虚假和掩饰。然而，更多的人，无数的人，都在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在无畏无私、前仆后继。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本质和魂魄！ 现在，正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电视荧屏上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盒生日蛋糕缓缓升起，在一根绳子的拉动下，越过头顶、越过树梢，到达守候在楼上窗口前一群戴口罩的姑娘手里。这是隔离区外的人们在为隔离区里的一位女学生过生日。在电子琴弹奏的“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声中，生日蛋糕被窗口里的姑娘高高地举过头顶，同样被高举起来的，是隔离区内外、楼上楼下的人们无数“V”字的手势……坦率地说，现在我已为这画面潸然泪下。是被顽强快乐的年轻生命所感染，还是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深情所感动？是被直面困难的自信所鼓舞，还是被万众一心的场面所激励？我无法用语言来概括。但我相信，在未来对这一灾难的历史性描绘中，这将成为一个浓缩了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青年风貌的经典画面。 此刻，我忽然想起，曾经在网上读到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大意是说，经过这场灾难，我们的党和人民，都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不敢保证转述的准确性，但我相信，这会是总理的由衷之言。 至少，对我们的民族，我找回了信心。 当然，我们学到的，只会更多。我们对人、对生命，将更加珍惜；对歌舞升平中潜藏的傲慢将保持一份警惕；对开放的世界，将更加耐心地倾听；对科学与知识，将更加敬畏与尊重……包括近些日子颇为流行的名词——“知情权”，难道不也是这次灾难带给我们的直接成果吗。 且不说谁也没有权利剥夺人民的知情权，面对这样的人民，“知情”将意味着全民族精神的奋起，意味着全民族人心的凝聚，意味着全民族的共济艰危的开始。保证人民的“知情权”，意味着对民族精神的信心，对人民力量的尊重。 灾难固然是灾难，灾难却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民族，也可以使我们反省自己。至少，当我们再一次遇到类似灾难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我们将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民知道！
洗劫生命革命也得请客吃饭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ASSA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先人曾经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个道理和最近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畅销书要说的大道理是一样的，这本书叫《执行》，基本意思是好多CEO有好多不错的战略，但是没有执行，所以流产了。总而言之，光吃吃喝喝，谈概念是成不了大事的。 但是革命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需要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人来策划。这时，美酒和美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精神”是几个有梦想的人在一个餐桌上勾画出来的抗击非典的计划，而我的贡献是美酒和美食。那天晚上的饮食内容点评如下： 餐前饮料和小吃： COOK’S 汽酒，其实是一种香槟，澳大利亚产的，但是因为不是法国香槟地区生产，所以只能叫汽酒。大概吃饭前16个人喝了三瓶，开饭的时候都比较进入状态了。香槟酒非常容易让人兴奋，启发想象力，对前途有非常乐观的幻想。 特别是当人已经在家里憋了一个月之后聚会，兴奋点有点像开香槟酒，能冒出来。 法国风干肠：王波明疯了似的喜欢这种肠，的确非常香。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卖的，只好求人从法国带，那天吃了两根，我答应把最后一根给波明，但是忘了。两天以后我们接着开策划会的时候，他居然念念不忘地跟我要香肠。当我把最后一根贡献给他之后，他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怎么比那天的小了？”洋东西把话题在到饭桌前就转到外国媒体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