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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劫生命守住精神
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8年开始先后居住伦敦与纽约。职业从事作曲、人声表演艺术、唱片制作及小说创作。著有《你别无选择》、《女贞汤》等。 我这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曾跟着这个城市经历了种种的风风雨雨，那几十年的经历培养出来我的北京性格，并无法逃避对这个城市的偏爱。什么是北京人？不在于你是否出生于此，而在于你是否可以与这个城市分担灾难。 出国去15年，在那十五年里我只能从朋友们的信息中得知北京的悲欢，心里遗憾竟成了北京的局外人。这次非典大灾，我守在故乡，又重新经历和体验到北京人面对灾难的黑色幽默、哥们儿义气，亲情至上等等，还有那些久违了的小道消息。似乎回到了文革时代，家被抄了还有精力和朋友们一起向往与普希金约会。从我出生的年代直到今天，北京人还是没有学会无为和顺受。 因此当朋友们把我卷进“中国精神”活动，我很为他们的热情感动。我的继子在非典最盛的时候曾对我说，只要相信自己，就不会被传染。我想他是对的，这就是保持正义不灭，邪气无法侵入。现在受害的不只是北京，还有香港等地，我们要是再这么无望的恐慌下去，丢了精神，过几个月之后走出门去，中国人有病没病都得接受当“疑似”的形象——比当年的东亚病夫形象更不招人待见。 朋友们问我，如果用音乐来体现“中国精神”，以什么之最？我马上想到了中国鼓。人类社会最早与天地神明交流的就是鼓。它的震撼力和富有地方色彩的节奏最能表现不同种族的力量。当人类有灾难和战争降临的时候，鼓声不仅反映了力量，还是向神灵鬼怪天地及同类发出的信号——请求神灵帮助、击退邪魔侵犯，借助天地正气、引起同类反响…… 但是谁将是鼓手？我马上想到了打击乐家李真贵先生。李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老系主任，他培养出来的学生遍天下，很多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精英。我向他求援，他不仅马上答应义演并答应帮我搜集鼓手。但是在非典时期，音院的学生们都放假去了，很多文艺团体的人也不在了。李老师找遍了北京城，只找来分布在北京几个音乐团体的11位打击乐家。至于中国鼓，又很多有大鼓的单位现在都实行对外戒严，根本不与外界有任何交流，有鼓也不会外借。只好由打击乐家们在他们自己的音乐团体中去凑，居然也凑出100只鼓来。 除了这12位杰出的中国打击乐家们，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业余打击乐手，他们从哪儿来？我先报名，希望别的朋友们都报名。长城上面有风，吹走邪气，只怕到时不是人不够，而是鼓不够。 24号长城上见。 刘索拉 5/18/2003
洗劫生命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挑战
许知远，男，1976年生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现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像很多成长在北京、上海与广州的青年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拒绝成长的年轻人。我心智成熟的过程贯穿于9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听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时我16岁；我大学一年级时知道了网景公司在美国上市，25岁的年轻人马克·安德森一下子就成为了百万富翁；21岁时，我在长安街上目睹了邓小平灵车的驶过，它让我想起了在书本上阅读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大五四广场的电视投影上目睹了香港回归这一刻；1999年，我走在前往美国使馆抗议的游行队伍之中，却怎么也没能找到历史的参与感；我真正感觉到历史正在改变的年份是2001年，9·11令人震惊，但令我的同龄人更为兴奋的，还是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与加入WTO这三件事，在一个全球已经陷入混乱的时刻，中国奇迹看起来瑰丽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 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FDI国的欢呼中展开的，而加入WTO一年的经验表明，国际竞争的冲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性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在2月份的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份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的总裁决定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出现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激动人心的事件了。” “对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言，1997年—2002年是一个让他们倍感兴奋的年代。”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这样总结过去的5年。中国的未来看起来是如此炫目，高速经济增长已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加入WTO则似乎确保了这一切美妙的发展已不可回头——你看，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固执地相信，只要GDP增长保持在7或8个百分点上，其他一切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是的，我们可能有很多艰难的挑战，我们的农村问题，我们的失业问题，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或是随时可能变动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些挑战在整个90年代都出现过，但是我们总是安然地渡过了。 当一种无法辨别的病毒出现时，我们所有光明的预设看起来都正在烟消云散了，几天前公布的9。9％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也未能减缓这种忧虑。我承认4月21日这一天，我似乎终于开始理解美国人在9·11之后的感受。27年的浅薄经验告诉我，几乎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死亡感比现在更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一次我不是在电视上目睹着悲剧的诞生，我身边样式繁多的口罩不断在提醒我，你的危险处境。我们言之凿凿地相信9月10日的纽约与9月12日的纽约仿佛是两个世界，但只有美国人（甚至只有纽约人）才能切身体验到这种变化。同样的，一直到4月初，我仍在相信，香港人对于这种陌生的疾病的恐慌是过度文明的表现，这可能不过是另一场禽流感，1997年的金融危机比这严重得多。但是，这种肤浅的乐观似乎正在严峻的现实前消失。是的，我们可以重复“比恐惧更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是在此时此刻，这种说法令人信服吗？我的床头摆放着《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屋顶上的轻骑兵》，文学中的欢乐可以抵御现实的可怕吗？ 这场疾病将深刻地改变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与周围世界的观点，我现在无需再抱怨我们未曾经历惊心动魄的历史性时刻，我像中世纪的卜加丘，法西斯时期的加缪，或是9·11时期《纽约时报》记者一样，被赋予一次见证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机会。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转型时刻，就像1978年对于50岁那一代人的重要意义一样。我们的那些高歌猛进、在新技术与全球化氛围中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如今受到严重的挫折，我们的茫然无措与发自内心的恐惧，将重新塑造我们对自己的设计。这场SARS风暴，清除了我们头脑中“光明的前景不可避免”的幻想。 我们尚且无法评价出正在发生的SARS事件对中国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无法确信自己身处事件之中的判断。但在某种程度上，2003年之于中国，正相似于1997年之于东南亚，2001年之于美国，它是我们惯性思维的一次巨大颠覆，并在短期内将我们抛入不确定感。但是，一切真的改变了吗？是的，1997年之后，我们不再谈论“亚洲价值观”与“东亚奇迹”，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东亚在过去30年的巨大成就并非失去了意义，金融风暴令它们痛苦，也给予它们一次更深刻的调整自己的机会，把握住机会的国家比如韩国，变得更为健康，而印度尼西亚则陷入混乱。而在9·11之后的几个月，我们都在谈论美国的脆弱性，但这种谈论改变不了美国仍是无比强大，9月12日的美国像9月10日的美国一样，经济发达与军事强盛。我们总是容易陷入极端的情绪，要么“亚洲价值观”创造一切奇迹，要么就一钱不值。理性或许并不能立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眼前的问题。它使我们在热情高涨时，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弊端，而在巨大的恐慌时，也能告诉自己，不要被过分渲染的情绪所欺骗。我相信，这次危机使我们告别了“历史的假期”，但这也并非意味着中国过去25年的成就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因为它在一场突然的危机中表现失利。 不过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位27岁的年轻人，我感觉到某种恐惧，却仍未抛弃掉一直以来的乐观气质。在我的成长中经历了好几次泡沫，它们要么感觉无比绚烂，比如互联网泡沫，要么无比悲惨，比如恐怖主义的泡沫，但这些泡沫都很快被戳破了，尽管身处当中时，人们的情绪使这些泡沫越吹越大。但这一次，SARS会是另一次泡沫吗？
洗劫生命与真相和平共处
木木，《SOHO小报》编辑。 在《十日谈》的开头，薄迦丘交待说，1348年，在意大利，美丽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无数人在病毒的漫延中死亡。于是，城里的人生活方式和风俗传统因为这场瘟疫而大变。有些人开始躲进洁净的宅子，同外界隔绝，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有些人纵情欢乐，为所欲为，等待末日。而此时，为了躲过这场瘟疫，十位在教堂里相遇的淑女和绅士相约来到一栋乡间别墅，呆在那里等待浩劫结束。他们在这里以讲故事打发时光，平复心情，忘掉恐慌。这些故事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十日谈》。 现在，在这里，不妨我们也开始讲故事吧。关于真相。真相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所有人的意识之外。每个人都想知道和自己有关的所有真相，没人如愿。传播学上说，这世上没有百分百的交流，每个人都只是用自己的想象来完成自己无法确知的那些真相。 故事一 当非典病毒在某城流传开来时，人们开始追根溯源，当追溯到某酒店时，线索断了，因为很多人从那里感染，而那个最初被确诊非典的人拒绝承认他到过那里。那里出现的病例越来越多，那个人终于出来承认，他某日某时的确在某酒店。他不能承认他曾到过那个酒店有他的理由，他如果承认就面临要跟很多人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谁会想到自己的私生活会因为与这样浩大的与千万人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而无法藏身。当然，由于地点的暧昧和他先前的拒不承认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想象的余地，最后人们还是越过他的私生活回到了道德评判上，通过他，媒体有了新的话题：从道德上讲，他把病毒传给那么多人会不会心怀内疚呢？据说此人现在安然无恙，而经他染上非典的已有多人死亡。 我在想，他的生活会因为此次变故发生什么改变呢？一个人的生活真相在这样大的背景下被突然揭开，而这个真相原本可能永远不为人知，相关的人都远离真相，愉快生活。我们每天在谈论非典，它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们知道与它相关的数据和知识，但不知道，这个巨大的事件以多少种细微和巧妙的形式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 通常，我们只能关注和了解那些大的事件，而对于无数个个人生活，我们永远都不明真相，每个人都在庞大的集体中孤单面对。 故事二 为躲开非典，公司放假。于是女孩买了一大堆吃喝日用品，奔赴男友家，准备和他呆在一起，直到非典危险过去。见到女孩，男友很高兴，两人一起做饭，男友抱怨说，真讨厌这个非典，本来想订机票回老家，谁知根本就订不上，走不成了。女孩一愣，不动声色，继续做饭。吃完饭后，女孩执意要走，他们俩各自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等待非典结束，同时，有些东西也在女孩心里结束了。这是一个在网上看到的故事，文字间有着一些小女孩的矫情和忧伤，我看了一笑，并不理会。我想，他们还是会和好的，但是从此女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总是和自己的想象相距甚远，感情尤其如此。 在漫长而平静的日常生活里，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窥见自己在别人心里有多重要，偶一窥见，不知所措，不过，人们总是会且战且退，底线一步步放低，直到与真相妥协，最后和平共处。 就像此次的非典，它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一种很美的病毒，我们能看清它的每一处末梢，可是，至今无人能说清它怎么会出现，它会不会最终消失。专家说，不认识它我们一样能防止它伤害我们，就像历史上无数个出现过的病毒，人们最终也没认识它们，但人们找到了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它来了，我们能应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人生许多事也如此。 成千上万只风筝就是漫天云霞！ 王波明 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总干事 毫无疑问，对于中国人来讲SARS是一场灾难。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我们民族的素质、我们民族的精神同样经受了一场考验。 历史会记下我们在那个特定的时候，被恐惧俘虏的那一刻—— 出于对真相的无知、或者曾经对事实的有意遮蔽；出于对死亡及其传播速率的想象；出于命运无助时人类本能的反应――恐惧――在这个和平的、经历了十几年空前繁华的大都市里，它在一瞬间降临并且迅速弥漫。 这些都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４月２２日，关于SARS病人将在夜间集中转院的谣言；４月２３日关于北京将要“封城”的谣言；４月２４日关于夜间将有飞机在城市上空喷洒药物的谣言；５月上旬关于某地婴儿说话，要人们放鞭炮驱邪的谣言…… 在无知、愚蠢和随波逐流之间，恐惧所带来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看到了超市里的抢购；看到了空寂的街道；看到了人人自危相互戒备的眼神；更使我鄙夷的，是那些自命为有知识的人把自己长时间关在家里，把自己与社会隔绝、与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隔绝。 恐惧止于智者，恐惧更止于勇者。 在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那些可敬可赞的人，那些面对病魔冲锋在前的白衣天使；那些报道事实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那些勇担责任不避艰危的人民公仆；那些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