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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薇依的生平以及《重负与神恩》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在此我就不赘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查找已出版的薇依的著作《在期待之中》、《重负与神恩》、《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以及薇依的传记《信仰与重负》）。在这里，我抄录《重负与神恩》一些章节的小标题如下：“重负与神恩”、“超脱”、“我”、“爱”、“恶”、“暴力”、“不幸”、“偶然”、“宇宙的意义”、“美”、“劳动的奥秘”，由此便可大致了解该书所涉及和关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关于真理、绝对、信仰、人生的价值意义的书，这是一本关于生而为人的书。
在今天，无论是个人还是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何止千万？但在所有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亘古不变始终存在的，这就是人的精神渴求，对真理或绝对的期待。这是人灵魂中的饿，灵魂深处的饿，我们又该去何处寻找那可供食用的永恒的精神食粮呢？在权力、金钱、声望以及所谓的个人实现、男女之爱主宰的价值世界里，一旦这些东西倒塌之后我们又将沦落何方呢？即使是在进行之中，我们的内心仍有巨大的空洞。掩饰、转移、寻找就近就便的替代物是我们惯用的伎俩。这些替代物在今天何其多也！国家、民族、科技、知识、经济生活、政治自由，甚至艺术和诗歌皆能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些只有相对价值的事物在今天扮演着绝对之物的角色，吸纳着我们灵魂中的饿。但吃完之后我们还会再饿，吃完之后我们便加以厌弃，厌弃之后还要再吃。只有这吃的欲望，这灵魂深处的饿是经久不息、反复到来的。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两千年，他只看出两个字：吃人。我看中国历史也只看到两个字，就是荒芜。这“荒芜”是就其真理或绝对而言的，是由于缺乏绝对真理的光照所呈现出的精神世界的荒芜。没错，中国出过孔子和老子这样的人物。孔子说到底是“世间法”，其学说拒绝也无能力涉及绝对。老子则是绝对真理在中国思想史上惟一的表达、仅有的闪光，但在后继者的实践中演变为自我麻痹的道行与巫术，已和灵魂的饥饿无关。佛教东来，的确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光明。但一来它并非本土成就；二来，在与本土传统的结合和扎根中确有损失。即便如此，它仍是中国人在茫茫黑夜中寻求真理和绝对的惟一的灯盏。
时值今日，鲁迅成了文化英雄、民族的灵魂，换言之，他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近代所能达到的高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荒芜，觉得可悲，因为鲁迅的高度相对于绝对真理来说相去实在太远了。他踞于绝对真理的位置，却没有那样的光明，这不仅是文化界的误导，说是骗局也不为过。鲁迅不过是一尊新的中空的偶像。当然，这与鲁迅本人无关。只要降低一点，哪怕一点，处于相对而非绝对的位置上鲁迅的价值才会变得令人信服。
但，饥饿的灵魂需要绝对，需要来自绝对的永恒的精神食粮。绝对真理在世界范围内，在不同的民族和时代背景下都会有它具体的默示。我相信，在今天依然如此。它通过一些人的行为、一些言语，或者一本书，通过迥然不同的途径到达我们这里。人的气质有异，对真理的渴望程度不同，因此它何时到达？以什么样的方式到达？或者是否到达？那就不一定了。但多一条道路总是好的。《重负与神恩》，或者说薇依，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虽然它对很多人也许不合适，虽然，翻开了这本书也不一定会走上这条路。但它存在着，就是好的，就像壮丽的星空那样成为我们存在的一个背景。
书里的乾坤两个世界，互相遥望——《西行25度》
李敬泽，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1990年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现任副主编。2000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著有散文集及理论批评文集《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颜色的名字》、《纸现场》、《冰凉的享乐》、《目光的政治》等。
2003年3月，潘石屹一行在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下，沿北纬40度，西行25度，从北京到新疆，横穿中国中西部，他们将记录“中西部人的真实表情，真实生活，以及让人敬畏的大自然”。然后，潘在《西行25度》中写道：“现在城里人，各行各业的人都说做事情难，做女人难，做企业家难，做成功的企业家在中国可苦了。我觉得这些都是装出来的情绪。出来看一看西部的农民，他们才真是很苦，比那些天天叫嚷做这个事情难，做那个事情难的城里人，他们要难上几十倍、几百倍，但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对此，我基本上不同意，我觉得苦和难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受过“忆苦思甜”的训练，那就是用一种苦否定一切苦，殊不知被迫忆苦思甜也是一大苦。至于更苦更难的人们“生活得很愉快”，该结论更是轻率，当然，从照片上看，那些人大多喜气洋洋，用潘石屹的话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但对这种“高兴”我另有一种解释，就是“村儿里来新人了”，潘一行风一般来了，又风一般走了，乡亲们应酬一番，转过脸去还得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是特殊种类的人，在苦和难中，他们恐怕愉快不起来。
那一路上，有无数双眼睛，纯洁的、热情的、温顺的、茫然的，枪炮般的照相机对准它们，猎取那些目光。翻阅《西行25度》时，我觉得那些眼睛遥望我们，遥望那个执掌照相机的人，他们大概不知道他叫潘石屹，更不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潘石屹这个名字几乎是 “成功”、“财富”、“时尚”、“品位”的符号，他们的目光与潘的目光相遇，潘怎么想我们知道了，但我们真的知道他们怎么想吗？
正如潘石屹所说：“西部和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大型城市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不仅是物质的差距，包括所有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差距。我在行走的车上常常有一种感觉，就像一个叫《黑客帝国》电影中两个世界的切换。”——这种差距并非始于今日，在1903年或1933年，你从上海西行，也会同样尖锐地感受到差距，这不仅是速度的，也是方向的：一个世界高歌猛进地认同于纽约、巴黎；另一个世界则内向、阴郁地积压着风暴般的力量。贯穿现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隐秘关键就是这两个世界的关系：它们如何看待对方，它们如何相处？
潘石屹在历史上的前辈对此并无意识，就像城堡中人意识不到城堡下的沙滩，这也许是现代史上关于幻觉、关于自欺、关于世事无常的最浩大的演绎。很多年后，当张爱玲带着那个摩登、华丽的世界归来时，她为粗糙的人们提供了丰盛的感官和复杂的语调，但是，她的最深处的微弱、尖细的声音最终还是被宿命般地遗漏：凭着天才的直觉，她意识到远方有某种事物正在运动，它使眼前的一切变得不真实、不确定。
对此时的潘石屹来说，中国的中西部肯定是比纽约或巴黎更远的远方，如果他去纽约或巴黎，大概在他周围没人追问为什么，但现在，他要出发西行，就有人问了：“要去开发大西北吗？”潘曰：“没有。”人又问：“卖房子去吗？”潘曰：“没有。”人再问：“你去访贫问苦吗？”还是“没有”，“那你到底要去干什么？”潘说：“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干，“就是想出去看一看”，这让我想到一个老旧的词：“世界观”——在世界上，观看。我们小时候，世界观问题是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但现在，我认为世界观的问题在于是否足够的宽；世上的悲剧和谬误大多源于当事人有一种狭窄而“正确”的世界观，人不能理解生活之繁杂，人性之深微，人类生活价值之分歧，不能理解历史和现实中暗自涌动的浩瀚可能性，人也就不能真实地认识自己。
在《西行25度》中，潘石屹以玄学爱好者的特有语调说道：“人前面的定语越少，限定他的东西就越少，就越能活出他的真实和本来面目。”“如果除了IT方面的知识就什么都不懂，或者只是一个商人，除了商业之外的事情别的都没有兴趣，这样你就有好多乐趣体会不到，让你的生命特别的小。”——这似乎是在谈生命、谈“业余文化生活”，但是，鉴于潘所指称的“你”实际上是一个强势的复数，是与“进步”、“发展”、“技术”、“资本”等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密切相关的群体，生命的“小”就不能在个人意义上称量，这种“小”必然是总体上的世界观的“小”，是他们高歌猛进的自信姿态中隐藏的致命的“轻”。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西行25度”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当人们在SOHO现代城里想象自己的世界时，还能隐约记起荒凉的村庄和残破的大地，他们也许能够超越他们“前面的定语”，以更真实、更复杂的尺度理解他们的身份和利益。
——我对此并不乐观。一个社会群体获得一种宽阔的、足够精细的自我意识，以便与历史、与“吾土吾民”和谐相处，这必定是一个漫长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可能刚刚开始。仅仅三四年前，当我漫无目的地翻阅各种财经报道时，我忽然发现，意气风发的IT新贵们在表达和想象时最常调用的资源竟只是金庸和古龙，这就好比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大仲马想象世界、理解自我，当然法国人还没有这么浅薄和愚蠢。
如今，“潘总”西行，留下《西行25度》，这也许是一种世界观的一次任意的、试探性的拓展，他无疑看到了很多，当然，他没有看到的比他看到的更多，比如他看到了“愉快”，他没有看到泪水……
书里的乾坤所谓纯美的风景只是臆想？
李少君，《天涯》杂志主编，著有小说散文若干，出版《南部观察》、《岛》等书。
说句老实话，如果不是读了蒋子丹的《边城凤凰》（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我不会知道凤凰有如此沉重的历史。因为，对于我这么一个走马观花的过客来说，那里留给我的印象是诗意的，是古色古香的城墙，是青山绿水，是梦幻般的田园风光，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凤凰对于我来说，是一片纯美的风景。
对于凤凰的印象最初当然是沈从文先生给予的，在沈从文笔下，凤凰之美令人神往，那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沈先生是这样描述凤凰的：“各个人家炊烟升起以后又降落，拖成一片白幕到坡边。远处割过禾的空田坪，禾的根株作白色，如用一张纸画上无数点儿。一切景象全仿佛是诗，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一年四季随同节令的变换，山上草木岩石也不断变换颜色，形成不同画面，侵入我的印象中”。在《边城》等小说中，凤凰那种原始的自然的美，那种纯朴而善良的风俗，即使也有冲突流血，也有悲伤痛苦，也都被美丽的风景化解了，只是短暂的。凤凰还是那么美的不可思议，令人陶醉而忧伤。
后来则是自己去了一次凤凰。似乎完全与自己的想象一样。凤凰由于地处偏僻，游人并不是太多。在我的感觉中，凤凰很安静，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永恒的美。晚上坐在沱江边看月亮，喝茶，让人觉得语言都是多余的。偶尔，能听到划桨的声音，破开那种静得化不开的意境。而且那次还遇见了许许多多的美景美物，令人回味怅然。总之，我们觉得确实没有白来，没有失望。
但总的来说，我们仍然只是匆匆过客。只是圆了一个小小的梦，因为这个梦还很美妙，所以心满意足地走了。根本未从关心过那些当地人的心境如何，没有想过去探询一下他们的过去与现实生活。可以这么说，游客从来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那些东西，或者说，总能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但《边城凤凰》里揭示了一个远非如此简单透明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流血与搏杀几乎是日常生活。凤凰历史上以出土匪也出英雄好汉著称，其实土匪与英雄有时简直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凤凰人崇武、好斗的天性背后是残酷的历史，清末政府为镇压此地强悍的反抗，采取“屯田养勇”政策，全民皆兵，导致凤凰人只能以血肉之躯讨生活，是非常阴险奸猾的举措，而很多凤凰人却还不自知，还以此为荣，因此作者在书中感叹：“对这种可悲可叹的命运，大多数凤凰人浑然不觉，相反还以狂热和张扬的姿态沉湎其中”。
《边城凤凰》读得我心情沉重。以至我对所有关于旅游的书籍都产生了怀疑。我自己生活在一个旅游区，对本地人并不怎么读、也不太认同那些旅游介绍书籍早有所察觉。因为，那些书其实是专门写给游客看的，那些书揣摩游客的心理，编一些稀奇古怪的神话传说与景点介绍来唬弄人，与本地、尤其是本地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虽然打着本地的招牌，它们其实很少反映本地真实的生活。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各自的角度不同，差异鲜明。比如，凤凰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凤凰，所以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与我们完全不同。那些我们啧啧惊叹的风景，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寻常之物。就像很多来到海边的人大喊大叫之时，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却无动于衷，心里想的反而是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甚至我们来这儿生活之前，也曾下决心说天天要去海边漫步，但如今早已麻木。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需要关注。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感受，那些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人是难以了解的。我们各自关心的均不相同。除非他们能真正地潜下心来，深入进去，真正地融合进去。
所以我想，其实所有自然的纯粹的原始的风景可能都只是我们臆想出来的，我们因为对身边的现实有种种的不满，就把幻想寄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比如凤凰，比如别的什么地方。这些寄托了我们某种想象的地方，我们如果只是带着原有的固定的看法去寻梦，当然可能会反而印证我们原有的印象，但只要我们深入下去，我们就不会再如此轻松，因为任何一个历史悠久之地，都不会全是欢歌笑语。
当然，或许那些青山绿水、那些美丽的风景真的会抚慰我们多愁善感的心，即使很短暂，也能让我们获得片刻休憩。
书里的乾坤公共知识分子：世俗社会的庄严追求
林山，新华社记者。
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过时的名词，最近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用“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了“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这个词汇却快速、高频进入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认知符号系统。这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词汇，按照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Ａ·波斯纳所说，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照。因此，笔者窃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使命是超然的，在纷纭的世俗社会中，他提醒着、履践着――一种庄严的追求。
《现代汉语词典》规定“知识分子”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其实，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界定，它与叛逆、红色、舍生取义、先知先觉等概念紧紧连在一起，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对在“知识分子”中已湮没的超越意识的一种提醒，这不仅仅是在中国，西方亦然。所以，在民主高度发达的美国，波斯纳先生也要大声呼吁，并且形诸文字，这就是他的《公共知识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
无论东方、西方，做（或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皆是非常不易的。波斯纳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大量著述锋芒毕露，３０本书、３３０篇论文以及
１６８０篇司法意见被频频引证，同时也屡受批判。１９９９年底，《美国法律人》杂志年终评选了１００位２０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其中之一就是波斯纳。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对波斯纳这样评价：波斯纳写作就不是想让人舒舒服服（如有关弹劾克林顿的《国家大事》）。仅此一点，就区分了他的语词世界与那个以符合民意调查为宗旨的语词世界；也就区分了他与公共生活领域内的几乎任何其他人。波斯纳从没想过要保持智识的诚实，他只是诚实而已。这是位不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