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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诚实而已。这是位不懂得算计的经济学家和公众人物，在他身上确实有些世所罕见和非同寻常的东西，或许还有点反讽。但这正反映了波斯纳最深刻的信念：一个学者――进而一个法官的最大罪过就是循规蹈矩。
对波斯纳来说，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肤浅的谩骂，不是哗众的批判。他们的确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这即是少数现代学术知识分子具有的不可缺少的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波斯纳的视角从来是毫不留情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波斯纳慨叹：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或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
至此，我们肯定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正如耀眼的星辰冉冉而起。
今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温家宝谈到税费改革，不无忧虑，然而，他斩钉截铁：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出身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而他所提到的“黄宗羲定律”的命名者即是一位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秦晖教授。
秦晖关注的是中国的税费改革。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秦晖教授对黄宗羲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命名——“黄宗羲定律”，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
不知可否这样描述——中国走入公共知识分子治国的时代，并且愈加成熟。在波斯纳看来，西奥多·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以及温斯顿·邱吉尔都属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曾经是掌权的政治家。我们庆幸进入了这个时代，从秦晖身上，我们鲜明地看到了当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特别是针砭时弊的勇气与智识。但同时，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及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宽广舞台。
勿庸讳言，在中国舆论渐趋开放的大气候中，在９·１１事件、伊拉克战争以直播的方式进入百姓视野中时，我们需要一种智性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专家如波斯纳所言走上电视屏幕、报纸重要版面……甚或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期望的公共知识分子吗？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看标题感觉一定要读，一两篇后挺过瘾，但后来总是感觉隔靴搔痒，于是，依然怀念顾准们等直至现在仍新鲜的锐气……”
不过，我们尚可欣然，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毕竟庄严、尖锐地传来了……
比如前不久的孙志刚事件。当孙志刚被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待遣所，并被轮番殴打以至死亡后，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
６月２０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３８１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２年５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我们应有这个自信：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一切沉腐的、不民主的法律、法规、制度必将被荡涤于历史的垃圾堆中，这是不可阻挡的。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就孙志刚事件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加快了废除收容遣送办法的进程。对于收容制度的意见早已遍布于民间，或敢怒不敢言，或言而无力……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使浅层次的愤怒转化为对制度的审视。权威的专业地位、直指现实的锐利、宪法至上的法的精神……这些，足以在法治的社会于决策层产生具有穿透性的震撼力。我非常欣赏一位网民的看法：“只有公共知识分子知识权力和公民权力的有机结合，才能引导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限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着知识资源，掌握着对于宪法的技术性与实质性理解。”
也许，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及其忧思对中国来说是超前的，我们更应该鼓励一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位位专家学习忙于或陶醉于频繁的“受邀、出席、拿钱、出名”的甜圈中时，我们没理由不忧虑——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盛期，也许一不小心就会开始了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衰落。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在介绍这本书时的感觉也许会提醒我们什么：波斯纳一定会令人“恼羞成怒”；因为这就是我阅读此书时的经验，而且我还不时提心吊胆，生怕还有什么会给波斯纳捅破了。
书里的乾坤图像的诱惑
史建，男，1962年生于天津，多年从事城市、建筑文化研究与批评，以及图书策划出版工作。著有《图说中国建筑史》、《大地之灵——东西方经典建筑艺术的魅力》，在《文艺研究》、《今日先锋》、《艺术当代》、《学术月刊》等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现正在《北京现代商报·地产周刊》开设“史前史后”专栏，参与策划《今日先锋》、《现场》、《文化研究》、“先锋译丛”等图书。
通过戒备森严检查——尤其是又一种新奇的体温测量仪（需要对一个一米远的灯柱行注目礼若干秒），连随身带的行李也要打开翻看——终于在机上落座以后，无聊间拿起一本《东方航空》随便翻看。一幅无比“壮丽”的、充满绿意的广场图片呈现在眼前，但见占到图面2/3的广场绿地齐整、游人如蚁，背景处高楼密集，封死了天际线。再仔细一辨，发现了左下脚的“天圆地方”的上海博物馆，原来这正是刚让我找不着北的人民广场。
按照原先的计划，下午上飞机前的几个小时正好可以漫无目的地体会浦东的超人尺度，但是看着看着就迷失在那巨大的空间中了，等到猛然醒悟，就是打的去集合也来不及了，展开地图盘算了一下，只有先到人民广场再转地铁是惟一保险的方案。记得几次到上海都曾经在那里“迷失”过，有一次为了找地铁入口走了许多冤枉路。这次是“时不我待”，我吸取以前的教训，一到广场就开始“咨询”，正好就是从照片左下脚的上海博物馆方向进入的，但依然迷失了。大概是为了不搅扰广场的平展，地铁站在这里是一个下沉式的入口，又没有明显的标识，当时真恨不得是一个超人，可以从高空俯瞰到那个神秘的入口。终于一下子发现了两个入口！犹疑间向那个更像地铁入口的跑去，问了两个更像是本地人的姑娘，当她们刚说出“不是”的时候，我已“义无返顾”地奔向了另一个。
那个入口现在就呈现在我的手中，在图的右下脚，一个多小时前心急火燎地乱撞的路线，清晰地呈现在图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个广场是为超人设计的，或者说它是为这个超人般的取景视角设计的——它最初可能是在模型上虚拟了这种明晰壮观的远景，现在，它需要一个空中盘旋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整体的广场是为决策者和图像设计的，它对游人呈现的，永远只是迷宫一样的局部。
翻翻后面的图片，不管是上海体育馆还是浦江两岸，都在这一视点下显出惊人的明晰与美丽——这真是我们所看到或者生活在其中的城市吗？
在飞机上最有意思的消遣，就是乱看椅座后面的杂志。在那个视觉上舒适，实际空间逼仄的旅程中，随意乱翻是有效地打发时间的方式。有过机上阅读经验的乘客都知道，从空姐手上随意抽取的几张地方报纸或杂志上获得的飞往或到达地的图像信息，往往胜过在当地几日苦苦的游逛。理由很简单，我们已经习惯于从图像的视角看城市、建筑和风土人情。
这是一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受其表层影响的人，喜欢按照图像的影响去游逛，并且心满意足于在图像中圈示的“局域”冲着镜头呈微笑状留影，其他的一切全不在他的视野；至于那些已臻于化境的人，他们辛苦于其间是为了模仿或超越图像，捕捉现实的超现实的一瞬。
过去，我们曾经只能看这样矫情视角的图像，眼下它依然像美女照片一样无处不在，所不同的，是我们在消费它。时尚期刊和图文书的泛滥都预示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像的诱惑无人能够逃避，无人能够漠视。图像的时代是设计的时代，表象的时代，做秀的时代，狂欢的时代。
二十多年前，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其名作《论摄影》中就曾经指出，“摄影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受，它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实际上更容易接近”，“摄影提示我们，接受相机拍摄下来的事物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但这恰好与认识世界相对立，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拒绝接受世界的表象开始的”。她接着对图像揭示真实的能力给予了深刻的怀疑，“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体现在它的影像中，而是体现在它的运转过程中。世界是在时间背景中运转的，因此对世界的阐释需要时间。只有叙述才能使我们了解世界”。
苏珊·桑塔格在这里似乎终结了图像揭示真实的可能性，但是在众多的当代艺术展览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艺术家们用另类的“眼光”捕捉的现实，显然，图像能够负起揭示世界真实的重任，只是它被迫以“先锋”和“另类”的姿态。
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次翻看库哈斯的《小、中、大和特大》、《突变》和《大跃进》时所受到的视觉轰击，那几本书中用图片铺天盖地堆积出来的中国和东亚城市的真实，让我曾经熟识的上海和广东变得陌生而渺远，老实说，我从未那样近距离地观察过一个城市和她的细节。荷兰应该是一个阴郁的国度，几次与这个瘦高的荷兰人打交道，也领教了他鹰一般敏锐的眼光，正是这双眼，穿透了上海矫情的表象，用图像记录下她突变中的真实，那正是已经被长久的矫情图像熏陶得视而不见的现实：新旧建筑剧烈的撞击，高架路下空旷的空间，荒弃的土地上巨大而诗化的地产广告……当然，她也会关注人民广场和浦东，但绝没有刻意选择角度和光线，现实就在这种“随意”中突现出来。
已经习惯于矫情图像视角的人初看库哈斯眼中的中国城市，会觉得汗颜，因为曾经生活在现实却视而不见，遭图像“强暴”而不自知；而只生活在图像梦幻中的人，会对其怒不可遏，因为它“玷污”了我们的现实，我想，这样的人一定存在，当年安东尼奥尼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深深的误解。
在一个图文书和时尚期刊畅行无阻的时代，库哈斯以图像的方式颠覆了这种时尚，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看”现实的方式，一种摆脱图像的诱惑的方式。
书里的乾坤世界有多大，书就有多大
对话人：宋文京
对话地点：雕刻时光咖啡屋
对话时间：2003年6月30日下午5：00
宋文京，《中华图书报——书评周刊》主编。
SOHO小报：我们从你的职业开始吧，作为《中华图书报――书评周刊》的主编，你怎么评价这些年中国图书的质量和走向？
宋文京：如果以十年为期，我觉得有这么几个趋势：一是内容层面更加多元化，市场划分也更加专业细化。去年出版新书超过了14万种，码洋突破800亿元人民币。而各种层次的图书也都空前繁荣，我的概括就是：思想的更思想；学术的更学术；市场的更市场；生活的更生活。尽管我们在书店可能看到生活的软性图书比较多，但也正是这些年出版了一些硬朗的像《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二是在节奏上和国际接轨，今年恰好是我们和世界版权组织签订“伯尔尼公约”十周年，那么这十年我们的进口图书质量大大提高，比如即将出版的《哈里波特（五）》、希拉里的《活着的历史》等等，基本上和国际同步。最后一点是书的形式感更加考究，十年前的书用今天的眼光看更像是印刷品而不是书，今天从开本、设计、印刷工艺上和港台、韩国甚至日本的书比较已经差别不大了。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流行一个段子叫“本本特型、页页蒙肯（一种纸张）、遍地UV（一种印刷工艺）、面面起凸”，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最后一个现象就是书的出版更趋于平民化，过去只有专家学者才能出书，现在可能出书人就是“隔壁家的老王”，书的殿堂感神圣感在弱化。
SOHO小报：那么这些年书的出版和流行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或者读者群体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文京：应该是完全同步的，这十年我们社会流行文化和思潮都可以在书里得到记录和反映。前不久我们做过一个选题，叫做“世界有多大，书页就有多大”。这有两个含义，一方面书可以覆盖到方方面面，各个角落，像《中华大藏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年都市的发展变化培育了许多新兴的阶层和亚文化人群，比如近些年成长起来并日益壮大的职业经理人群，比如各种族类，像SOHO族、DIY族、BOBO族等等，他们的出现都刺激了相应的图书市场。最近增势最猛的三类图书分别为人物传记、财经类书和计算机图书，就与这类读者群的旺盛的阅读需求有关。而且还出现了许多门类很怪的书籍，比如几米的绘本，说不清题材，既不是漫画插图，又不是诗歌、散文，用中图分类法很难给他归类，但是他的确迎合了城市中的飘一族口味；再如城市环保主义者的出现导致了《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的热销，这在前些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另外，都市人欣赏口味的趋同也促进了畅销书的市场概念，比如近期大家都在等待杨绛的《我们仨》，比如冯晓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首印数就突破了30万。
SOHO小报：你刚才讲的现象是读者需求刺激了书的出版，有没有书对读者或者社会产生反作用反刺激的例子呢？
宋文京：当然也有，但这方面更多是限于传播功能，比如顾准和王小波，如果没有《顾准文集》和《我的精神家园》等一批书，人们很难如此广泛地了解这两个人。包括我们国人对德里达、哈耶克的认识也都是通过书来实现的。
SOHO小报：我想我讲的反作用还不仅仅是传播，而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影响，或者说能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书现在还有没有呢？
宋文京：如今图书同许多行业一样，呈现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义的现象，万众瞩目的书很少了，因而轰动效应几乎看不到了。即便是发行量很大的畅销书，人们的关注度也是在短时间热销后兴趣迅速下降，换句话说，现在书的周期更短，档期更强，经典的、聚焦的感觉越来越弱，浮泛的、泡沫的感觉越来越强。
SOHO小报：其实这可能也是书和社会互动的一种写照，我们很难说清是因为社会浮躁导致了浮躁的图书，还是书的浮躁影响了社会思潮。
宋文京：对，两者很难分清，就像鸡和蛋的关系一样。
SOHO小报：说到这儿我们换个角度，从读者需求角度来分析，我发现各大书店排行榜中心理励志的书占了很大比例，这是不是表现为人们阅读更注重实用性？
宋文京：很简单，这也是当前社会需求的表现。这类书的选题可以很简单，很具体，比如我刚刚看到的一本《睡眠忠告》，就是告诉你怎么提高睡眠质量，这类书的出现受港台日韩影响比较大，好的一面是它关注了人的方方面面，对都市人的工作压力、人际竞争、感情困扰都起了减压阀的作用，缺点是选题泛滥，也很浮躁。
现在书的功能性更加丰富立体了，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教化作用更加放大到工具作用、娱乐作用、消费作用等等。有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