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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2000），任艺术总监至今。 亚洲大众社会对城市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就是高楼林立和购物天堂。比如在东京，一个城市到如此精致和系统的地步，世界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什么哲学、历史和知识分子的艺术，似乎都是多余的。大多数人好像真的不需要这些，除了虚无感，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剩下就是泡吧、婚外恋、情人旅馆、成人漫画、涩谷的酷街、村上春树的小说以及金融、科技。东京的年轻人坐在街头，或者看着天空发呆，或者在一起说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彼此心领神会、眉目传情或者笑个不停。东京的现代美术馆和画廊也观者寥寥，市民社会更爱看古埃及文物展和中国的明清家具展。这是我去年在东京看到的景象。 国际化的大都市如此彻底埋葬了形而上学，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家也不再那么愤怒，大家在教授体系和基金会体系下，也过着一种安逸的有点凝重的边缘生活，但却能够经常在世界各地坐波音飞机飞来飞去参加国际艺术展或者国际会议。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在九十年代后期差不多也开始这样演变。一些艺术家也开始表现消费社会特征进入中国城市的后社会主义语境。广州的大尾象艺术小组比较早的对广州社会带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特色的商业主义环境做出了反应。像梁距辉的《游戏一小时》（1996）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艺术家坐在一个施工电梯里疯狂打了一个小时的电子游戏，同时电梯在不停地上下移动，这个作品试图将一种虚无的消费性体验以及心理承受极限作一个具体实验。艺术家林一林在1992年前后一直做将人民币和砖墙结合在一起的装置，使人民币开始被体验到一种实在性，一种真正意义的唯物性。林一林有时候也把自己的身体镶嵌进人民币砖墙里，使个人融入这种淹没个人周身的物质感。 陈绍雄在1994年前后作了一些反映电视消费节目对于大众消费心里意识的影响，比如装置《改变电视频道，改变新娘的决定》（1994），让一个真实的女性婚礼服贯穿通过电视机屏幕框架，使屏幕内外一体化。自1997年开始，他将所有广州九十年代出现的街头景观做成立体照片景观集锦，像麦当劳、时髦女孩、广告牌等。艺术家徐坦在1996年前后一直在痴迷于拍摄广州白云机场飞机起飞到半空时的广州景观：飞机下是一片低矮的穷街陋巷，半空一架机头朝上的巨型波音飞机，因为摄影视角的关系，在照片上飞机贴着房屋只有几米间距，仿佛要掉下来似的。事实上，在九十年代中前期，一架架国际飞机就是这样疯狂地将一批批跨国经济人运进中国。徐坦后来又拍摄上海、北京在1996年前后完成的玻璃幕墙楼群的外观摄影，表达中国疯狂的城市化建设初期庸俗的包豪斯风格泛滥。在用摄影表达这种中国城市与日俱增的高度和密度扩张以及商业渗透景观的同时，徐坦也用视频深入都市虚无的青年一代的室内生活，他拍摄了女作家绵绵对于城市越来越没有情感的痛苦，一个被上海音乐学院退学的英俊的唱蓝调的同性恋男孩，以及一个美国的同性恋研究生。 九十年代艺术对于商业主义和消费文化进入中国的反应态度事实上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九十年代前期的主要倾向，是从文化批判性的角度进行象征性的反讽；九十年代中期则是开始进行一种非批评性的感伤基调纪录日渐成型并且疯狂的消费社会的亚洲特点的表象；九十年代后期则主要是反映新一代人在这种过激社会转型期间的青春虚无和受伤经验。 居住在深圳的艺术家杨勇在九十年代后期一直将摄影镜头对准各种虚无的新城市女孩，她们已经看上去跟前几代中国青年女性的气质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她们接受了九十年代消费社会的青春残酷训练。她们穿着跟香港、东京的女孩没什么太大不同，带一点颓废气息，眼神和身材的性感很全球化，也许她们还带有一些从中国小城镇或者农村来的纯朴气息，但她们也许要比香港中环商业区的白领女孩还要开放。杨勇拍了一批女孩的室内的性欲化——女孩斜躺的照片后，开始表现一种模拟化的都市个人孤独的瞬间。但那些孤独者都是漂亮、性感和质朴的深圳女孩，她们或者站在一个桥洞下，午夜的灯光忽明忽暗，投下后面高楼的阴影，或者在黄昏的阳台栏杆边，用一把玩具手枪瞄准远方的一座高楼。 另一个广州附近的新兴商业城市阳江的艺术家郑国谷，则试图通过虚构的表演化的摄影追踪新一代亚洲消费文化下成长的一代风格。他在1997年前后拍了一些染黄头发，纹身，以及拿着大刀像香港古惑仔电影那样的不良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游戏。郑国谷的摄影具有中国小城镇转型期间的一种残酷的感伤性，这些原先半自给自足还处于清末民初的小城形态的地方，在九十年代一下子与商业体系、有线电视体系、亚洲流行文化体系接上了轨，商业主义、没有现代性精神的以日本和香港为代表的亚洲资本主义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事实上是这些地方唯一的现代启蒙文化，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来自电视、盗版光盘录像带和小城镇的情色文化。那是一个只有消费亚文化，没有文化主体性的地方。郑国谷还制作了大量消费物品的集锦照片，这些物品包括各种福建产的好莱坞来样加工玩具，各种牌子的可口可乐塑料瓶等，他甚至用喷火器去烧光一堆商品，他将这个行为命名为《消费就是解恨》。 青年雕塑家李占洋在1998年前后，用一种漫画彩色雕塑的形式，翻制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成型之后欲望无禁区的私生活场景。比如老板和三陪小姐打麻将、吃火锅，婚外情在市内的阴柔气息，发廊和按摩房的现场，以及迪斯科舞厅的疯狂的摇头青年。在九十年代后期，消费文化事实上在消除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北方的年轻人同样受港台和韩日商业流行文化的影响，从上海越过长江往北走，会发现越往北的城市青年比南方青年要更时髦、更开放，更具有消费行为的彻底性和单纯性。 青年女画家杨帆画了一批漂亮女孩系列，这些女孩是来自各地中国中小城市以及乡村的广州外来女孩。她们打扮得像亚洲资本主义肥皂剧中的时髦女孩，用颓废的姿态抽烟，年轻的脸上充满着单纯的沧桑感。她们已经看不出来自中国的哪里，在清一色的全球化的化妆品工业和亚洲服装工业提供的服饰和化妆品的装点下，完全地去掉地方性了。她们来到南方之前，也许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但她们通过有线电视播放的港台、韩日肥皂剧和流行女性杂志，建构了关于南方消费乌托邦的幻想和在这种城市物质环境中的浪漫情感故事的假定方式，于是，她们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南方城市。这事实上是许多封闭的中国年轻人通过消费意识形态获得自我救赎走过的一条脱离地方性的必然之路。 这种模式演变到九十年代末期，表现在尹朝阳和何森的青春残酷绘画中，则是一群日渐小布尔乔亚的女孩、男孩在无聊而虚无地抽烟。她们的形象开始具有富有社会阶段的气质特征：她们有细腻的情调，不缺钱花，有慵懒的时间，也有教养，但她们坐在室内的沙发上，觉得不快乐，感受不到激情和幻想。只有一种莫名的青春感伤。这是这十年物质文化变为一种内心经验产生的一种时代的精神结局。我们获得了消费，但我们不再知道消费的本质，只有消费以及消费物品才让人觉得是一种真实的或者令人踏实的存在。总之，我们需要实在的事物，我们害怕因为不消费变得更加虚无。 朱其
投入地爱一次大事化小
陈大阳，《现代商报》房地产版主编。 地产界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地产无小事”，稍有个风吹草动就涉及大笔大笔的银子，开发商动辄揪心扯肺；还有一个是“地产无大事”，任你风吹草动揪心扯肺也还是银子的事。别人一看，地产这么多年来折腾来折腾去也就是些银子的事。一乱一治，关键词有二，一曰贷款；一曰高档项目。所以每回折腾，必限贷款，必限高档项目。高档项目者何物？地产兴起之前曰楼堂馆所，是官家拿银行的银子盖的；地产兴起之后曰高级别墅、高尔夫球场等，是商家拿银行的银子盖的。但整个放在社会里，就算不上大事，因为与老百姓住房只有间接关系，与老百姓吃饭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花银子能办的事都是小事，连花银子都办不了的事才是大事。 当咱们的银行们正在“从国有到商业”的路上时，难免就被那些境外的老钱庄有点看不起，因为明摆着的账不会算：银行是经营银子的，怎么就看不出利长利短利大利小？还老想有点格林斯潘的气魄和追求。央行的“121号文”一出，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名义限贷，地产市场哗然，真正的风吹草动揪心扯肺。也许是社会进步了市场成熟了，开发商的胆子大了许多，敢于面陈冤情；已经习惯了顺水推舟就坡下驴的事不关已的人们，就说“是该防范金融风险，是该提高贷款门槛”，因为没有错出了的红头文件。 “商冤沸腾”了一阵子，一般的市场观察家也瞅出了些蹊跷，于是又清客似地操起了心：这执行不下去的文件如何善后？总不能再放一个文件收回上一个文件吧，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 这时候就深思熟虑地来了“18号文”，是《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真正地黄钟大吕，金声玉震。刚刚喊冤的开发商跟约齐了似的一致叫好。“18号文”说的是大方向、大策略、不露痕迹地将小折腾给抹了。正所谓“大事化小”，不是变化的“化”，而是消解的“化”。不过这在社会上看来，仍未见其波澜。 余入行也晚，1992年底开始采访房地产，那时听资深者说，当年6月开了一个珠海会议，非常重要，就赶紧找来文件以苦为乐地学习，学习文件抓好纲。那个时候说：土地有偿使用和住房商品化是房地产市场的两大政策支柱。除了找到了产业政策支柱外，那个时候就说：房地产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理由是中国老百姓缺房子，房地产能带动N多个相关产业。当时是为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在做理论基础，结果第二年就因为发展得过猛而遭致宏观调控。接下来，地产市场的产业自觉性就只有通过“周期论”、“先导性”来曲折表达了，其间还发生过地产与汽车争当支柱产业而被限贷各打五十大板的插曲。后来，地产又荣幸地当了一回“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只有在1998年政府决定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地产才真正地市场化了起来。直到现在，“18号文”说，房地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产十几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政府以前是“安排人民生活”，现在除了社会保障体系，其他的资源基本上都由市场给安排了，地产在安排住房资源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1998年“全民购房”之后，房子成了财产，给富起来的人群以积累财富、改变生活方式的渠道。买房子的和卖房子的都已经市场化了，这种愿打愿挨的事现在也还有人操心他们谁赔谁赚，以至于惜贷以防范谁赔谁赚之间的风险，现在管理部门至少在思想上都知道市场能办的事就不宜枉驾亲理了，但习惯使然老是自觉不自觉地“安排你的生活”。这当然是市场中的一种非市场因素。 我们的市场还没有成熟到能花银子办所有的事，所以也就还是需要“大人明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个“无”是说尽量别有妨碍市场安排资源的小折腾。 陈大阳
因为欲望，所以疯狂饿疯了
历史往往可以通过两种角度去记录，一种是气势恢弘的、划时代的那种“改变了世界某某天”的标志性事件，像上个世纪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尼克松访华、前苏联解体，像本世纪初的9·11事件等等；另一种却是沉积在一些看似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但是浓缩并且折射了这个时代最丰富的符号和表情，像用“史笔”记录“草蛇灰线”的《红楼梦》，像“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万历十五年》，像《白鹿原》和《长恨歌》等等。 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日子也放进一个历史的视角里面，如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成了今天奏响的主旋律，那么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无疑是这个主旋律中的最强音。中国的形象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社会变成了今天的经济社会、知识社会、消费社会，城里人的日常生活从讲用会、批判会、写大字报、上街游行到今天泡酒吧、上剧院、淘碟、蹦迪、举行个展，三十年间我们的城市生活发生了何等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时代》周刊在2003年曾以“中国下一个文化大革命（China： next culture revolution）”作为封面标题，封面上的人物表情都具有政治年代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在天安门前朝圣般的虔诚，但胸前的像章和手中的语录却换成了信用卡、手机和摄像机。
人们多年来被压抑的物质欲望正在被极大地释放出来，商业消费正在演化成一种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宗教般的狂热，都市的活力和疯狂见证着我们生活的进步和丰富，也激发着人们的欲望和想象。
沈宏非，1962年生于上海，1980年到广州上大学，1984年新闻系毕业，先后在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报社和杂志社上班。2000年退休。是《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的专栏作家。著有多部与吃有关的图书。
饥饿是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一种身体感觉，这种感觉可以把我们带上天堂，也可以把我们推下地狱。生活在如此大喜大悲的剃刀边缘，能不以战战兢兢的恭敬之心以进吾食乎？
吃饱喝足，即使肉身不在天堂，天堂亦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忍饥挨饿，尽管是身强力壮，富贵荣华，也不得不徘徊在地狱入口。尤如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所写到的那样：“我现在饥饿难忍，即便赊给我一千年的生命，我眼前也挨不过去。”王朔的名言是：“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套用在吃吃喝喝的人生问题上，吃喝也不是万能的，没有吃喝却也是万万不能的。
按照约定俗成的方式，这种感觉每天分早午晚三次找上门来。正是这三声里应外合的“命运敲门声”，一日三回地提醒着日常生活的幸福快乐以及人生无奈之“化学”，悠悠万事，唯此唯大。也许正因如此，与其他的生理反应相比，饥饿给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的感受竟是如此的强烈。
“饱汉不知饿汉饥”，这是一件让人十分生气的事。不过，这种行为却也是十分值得体谅的，因为一个人在饭前饭后的思想以及思想方法，实在可以有微妙乃至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但使另一个“饿汉”义愤填膺，甚至连“饱汉”自己也常常会对此深感不可思议。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所谓思想，实在可以分成如下两类：第一类，是饭前的产物；第二类，是饭后的出品。因而，理所当然地，这些思想的受众也被划分为如下的两类，即吃饱了的和饿肚子的。诚如泰戈尔所言：“当你歌唱的时候，饥饿的人就用他的肚子来听。”
尽管如此，得以流传下来并且成为经典的思想以及正在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的思想，绝大部份都是饭后的产物，在太史公所例举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四个代表性事件当中，算下来也只有《离骚》是被放逐的屈原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种全天然全素食兼半饥不饱的状态下所出，其余的“发愤之所”，大抵都是圣贤们的饭后所作。故而，人类的进步思想以及所谓的“精英思想”，也大抵都具有贬低生理饥饿而夸大精神饥饿之倾向，亦因如此，就连这些思想本身也被称之为“精神食粮”。
饱暖而思淫欲。精神的饥渴固然苦闷，不过，英国作家J·K·哲罗姆的看法是：“充盈的胃囊是诗歌的伟大助手，而且，任何伤感都无法靠空荡荡的胃囊存活……倘若蠢人们告诉你，精神的贫困比肉体的饥渴更令人痛苦万分，那是因为他们对两者都没有太多体验。一种浪漫而感人的论调！然而，那一切全是胡说八道——全是伪善的假话。疼痛的脑袋很快就会使人忘掉疼痛的心灵。受了伤的手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