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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确提出，道教的任务是‘佐国扶命‘，即辅佐国家，扶助真命天子。谓自张陵升度以后，‘旷官置职，久不立天师之位‘；‘道官诸祭酒愚暗相传，自署治箓符契，取人金银财帛‘；‘妄传黄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使道益荒浊‘。从而严重阻碍了天师道的发展。因而他自称受老君之命，就天师之位，负责对它进行改革。提出天师及各级道官祭酒不能继续世袭，称‘天道无亲，惟贤是授‘，‘道官祭酒，可简贤授明‘。又禁断房中术的黄赤之法，‘吾《诵诫》断改黄赤，更修清异之法‘。又禁止道官以各种名义取人钱财，‘一从吾乐章诵诫新法‘。这就是《魏书－释老志》所说，寇谦之奉老君《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
第二，以是否忠君孝亲为区分善恶的标准，反对犯上作乱。他指责世人作恶，‘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反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他称这些犯上作乱者是‘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的‘恶人‘，要坚决取缔，劝世人照他的诵诫经，‘努力修善。修善功成，可得遇真，延年益算。‘即劝世人对帝王尽忠，就是修善，可得长寿。
第三，鼓励道官祭酒进善举贤。谓进一贤善，除过十年，求仙速达；进一佞一恶，反罪十年，求仙求福，终不可得。又说，投道门之民欲为弟子者，当观望情性与约戒相应者三年，能修慎法教，精进善行，乃可授箓为弟子，以保证道徒的质量。
此外，还增订戒律和斋仪。即以儒家的伦常充实戒律内容，效法佛教增订斋仪。如建立厨会制，规定上章奏法、烧香求愿法、谢过去病法、犯科求赦法，以及为亡人设会烧香礼仪等。
寇谦之为改革北天师道，特假借老君之名，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现此书已佚，幸赖存此节录本《老君音诵诫经》一卷，使人尚能从中窥见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思想和措施之梗概。
太上感应篇
更新时间2009…12…24 12：07：19 字数：828
《太上感应篇》，简称《感应篇》。作者尚无定论。《宋史－艺文志》著录‘李昌龄《感应篇》一卷‘。《郡斋读书附志》存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太上感应篇》八卷。今北京图书馆藏明刻一卷本和元刻八卷本、明刻八卷本。《正统道藏》太清部《太上感应篇》三十卷，署‘李昌龄传，郑清之赞‘，而宋代名李昌龄者又不只一人。清代惠栋《太上感应篇注》和俞樾《太上感应篇缵义》皆以《宋史》有传的参政李昌龄为作者。道藏本《感应篇》前有南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陈奂子序，称蜀士李昌龄为之作注。近世日本学者吉冈义丰认为真正的作者是南宋初年著《方舟集》的四川人李石，此论似乎证据不足，仍待进一步考证。
《太上感应篇》仅约一千二百余字，以开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十六字为纲，接着叙说人若想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二十多条善行，一百多条恶行，作为趋善避恶的准绳。要求人们‘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声称‘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并谓人体中有名为‘三尸‘的司过之神，时刻都在记录人的恶行，每于庚申日上白天曹，下讼地府，告人罪状，述人过恶，由此而定夺人的寿天祸福。它特别强调‘立善多端，莫先忠孝‘，成仙证道的根基就在于此。它将道教的方术和戒律贯穿于道德修养之中，由神来对人作道德上的善恶评判，使人从一念起处下工夫。最后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作结。全篇主要宣扬天人相感、因果报应思想，既有儒家伦理规范，又有释、道的宗教信条，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炉。
《感应篇》问世以后，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欢迎，不少皇帝都大力推动它的流布。南宋皇帝出资官刻；明成祖皇后徐氏还仿之作《仁孝皇后劝善书》，为之推波助澜；清顺治皇帝还御制劝善要言序，以示提倡。在封建帝王的推动下，明清时期民间富有之家都纷纷捐资刊刻，免费散发，从而使此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十分广泛，以至边远地区，乃至日本，皆有此书的流布。
文昌帝君阴骘文
更新时间2009…12…24 12：07：37 字数：981
《文昌帝君阴骘文》简称《阴骘文》。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也难下定论。清代朱珪校定的《阴骘文注》认为：‘《阴骘文》有宋郊之事，当作于宋代。‘清代还有些学者也持这种见解。现代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则以此书为明代末叶下层士人所作。一般认为作者是道士，书成于《太上感应篇》之后，至迟不会晚于元代。《阴骘文》有各种手抄本、刊刻本，清代道士将其收入《道藏辑要》星集，为一卷。另外《昭代丛书别集》有《阴骘文颂》一卷，《三益集》有《阴骘文像》四卷。
此外还有一些仿制品，如《文帝救劫经》《文帝延嗣经》等。
文昌帝君又名梓潼帝君。文昌本为星名，古代占星术士认为它们是吉祥富贵之星，分别命名为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中和司禄，用之以占人事。相传帝君名张亚子，仕晋战死，人们为之立庙，自晋以后，世代显灵。唐僖宗封为济顺王，宋真宗封英显武烈王。宋元道士造作《清河内传》和《梓潼帝君化书》，有七十三化和九生八化等不同说法，并称玉皇大帝委任梓潼神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司文人之命。元延佑三年（1316）七月，加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阴骘‘一词出于《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意谓冥冥之天在暗中保佑人们。在《阴骘文》中，‘阴骘‘具有天人感应的含义，要人多积阴功阴德，为善不扬名，独处不作恶，这样就会得到文昌帝君的暗中庇佑，赐予福禄寿。这就是‘文昌帝君阴骘‘的含义。
《阴骘文》也是三教思想相融合的书，而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核心。开篇即为文昌帝君现身说法，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济人之难，救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接着列举了几位古代士人行善得福报的事例，说明‘百福骈臻，千祥云集‘都是从阴骘中得来。进一步又阐述‘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的因果报应论，告诉人们为善为恶虽然一时没有相应的回报，甚至出现行善命运不济、作恶官运亨通的情况，但终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近一点报在自身，远一点报在儿孙身上，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阴骘文》的影响是仅次于《感应篇》的道教劝善书，它和《感应篇》一样，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明清话本小说多以它为主题思想进行说教；几乎家喻户晓，衍化为民情风俗的一部分。对它进行研究，不仅是探讨道教思想史的课题，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有助于了解中国民俗和国民心理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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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参同契
更新时间2009…12…24 12：07：56 字数：2248
《周易参同契》简称《参同契》，三卷，或称上中下三篇。
东汉魏伯阳撰。全书约六千余字，基本上为四字、五字一句的韵文及少数长短不一的散文体和离骚体。该书之命名，乃指会归《周易》、黄老、炉火三者为一途。该书第八十五章云：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据俞琰解释：‘参，三也；同，相也；契，类也。谓此书借大易以言黄老之学，而又与炉火之事相类，三者之阴阳造化殆无异也。‘①尽管《参同契》将方士炼丹、黄老养性、和《周易》卦爻三者相掺合，说明炼丹、养性的情理，但各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清人董德宁认为，《参同契》‘三篇之作，总叙大易、内养、炉火之三道，是以上篇言易道为多，而次之以内养，其炉火则间及之；中篇则内养为多，而易道次之，炉火则又次之；下篇乃炉火为多，而内养为次，易道更为次也。此三篇之中，其三道之详简有不同也如此。‘
关于《参同契》对《周易》的运用，彭晓曾作这样的概括：‘（魏）公撰《参同契》者，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故托易象而论之，莫不假借君臣，以彰内外；叙其离坎，直指铅汞；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系以始终；合以夫妇，拘其交媾；譬诸男女，显以滋生；析以阴阳，导之反复；
示之晦朔，通以降腾；配以卦爻，形于变化；随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诸刻漏。故以乾坤为鼎器，以阴阳为堤防，以水火为化机，以五行为辅助，以真铅为药祖，以玄精为丹基，以离坎为夫妻，以天地为父母，互施八卦，驱役四时，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运五星二十八宿，环列鼎中。乃得水虎潜形，寄庚辛而西转；火龙伏体，逐甲乙以东旋。《易》曰：‘至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公因取象焉。‘②说明魏伯阳将炼丹的鼎器，方位，药物，火候，时辰，变化等，都用《周易》卦爻词义来表述。朱熹则认为：‘按魏书首言乾坤坎离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盖内以详理月节，而外以兼通岁功，其所取于《易》以为说者，如是而已。‘③这是说，《参同契》用《易》卦，除象征鼎器（乾、坤）药物（坎、离）的四卦以外，其余六十卦和纳甲六卦以及十二辟卦，系用在表明炼丹用功、进退及其时间之掌握上。彭晓和朱熹从不同角度指明了《参同契》用说明天地造化的《易》理，解释炼丹、内养的情状。
《参同契》既谈外丹炉火，又讲内养修炼。它认为，只有服食金丹、内养精气和配以服食，才能达到‘变形而仙‘、长生久视的目的；同时指斥当时流行的存思、食气、房中术以及祭祀鬼神祈福寿等皆为邪门歪道。因此，为道教丹鼎派的重要著作，被尊为‘万古丹经之祖‘，④在中国道教史与古代科技史上均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参同契》运用《周易》的卦爻和隐喻手法解说炼丹、内养术，使得本来就比较复杂的修炼功夫，变得更加神秘难解。朱熹称之为‘词韵皆古，奥雅难通‘。他曾试图予以解释，如说：‘《参同契》所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神丹，其说甚异‘⑤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作者，历来颇多歧异。葛洪认为是东汉魏伯阳撰。他在《神仙传》中称：‘魏伯阳者，吴人（实为会稽上虞人）也。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其后，托名阴长生所注《周易参同契》之序云：‘盖闻《参同契》者，昔是《古文龙虎上经》，本出徐真人。徐真人青州从事，北海人也。后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更有淳于叔通补续其类，取象三才，乃为三卷。‘玄光先生则称：‘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伯阳）；魏君为作中篇，传于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⑥直认《参同契》上中下三篇，为徐从事、魏伯阳，淳于叔通师徒三代相继完成。五代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则根据《神仙传》称：
魏伯阳‘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补塞遗脱》一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认为魏伯阳根据《古文龙虎经》结合《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徐从事为之作注，淳于叔通为之传世。此与前说又有所不同。宋曾慥《道枢》卷三十三《参同契中篇》注称：‘世传汉娄敬著《参同契》，自号草衣子云‘。表明当时还有草衣子娄敬著《参同契》的传说。曾慥也多引草衣子的话，作为该卷所集《参同契中篇》的内容。
而他在同书卷三十四《参同契下篇》则云：‘云牙子游于长白之山，而遇真人告以铅汞之理，龙虎之机焉，遂作书十有八章，言大道也。‘自注云：‘魏翱，字伯阳，自号云牙子。‘又注：‘伯阳既著《参同契》，元阳子注释其义。‘然而虽有上述种种歧异，但基本倾向还是肯定《参同契》为魏伯阳所著。
唐宋以来，注解《参同契》者甚众，见仁见智，互有发挥。《正统道藏》收录十一种，主要注本有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三卷及元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九卷等。
注：
①②③④⑤⑥《道藏》第20册259页，131～132页，131页，122页，192页，736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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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更新时间2009…12…24 12：08：17 字数：1544
《葛仙翁肘后备急方》系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为主体，加上宋唐慎微《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合编而成。由金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于皇统四年（1144）编成刊行。《正统道藏》正一部题名葛仙翁（葛玄），实误。
前有序五篇。称葛洪《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共八十六首，三卷（或作四卷）。陶弘景加以补充，成《补阙肘后百一方》，共一百一首，三卷。杨用道加上《证类本草》之附方摘录以成此书，分为八卷，六十八篇。
此书既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陶弘景之补遗书为主体，自不失为我国较早的医学著作之一。不少医例，确开我国医学记录之先声。如以水渍青蒿汁治疟疾；以狂犬脑敷被咬者之伤口治狂犬病；对‘尸瘵‘（肺结核病）传染性的描述；对‘虏疮‘（烈性传染性天花）、‘黄虏病‘（急性黄疸性肝炎）、‘恶脉病‘（急性淋巴管炎）、‘恶核病‘（急性淋巴结炎）、‘瘰疠病‘（颈淋巴结炎）、‘熛疽‘（干、湿性坏疽）、‘乳痈‘（急性乳腺炎）的病因、症状、治疗的记载等，都是医书记载中最早的。
作为我国古代医书，它在临床医学方面，具有诸多明显的特点：
一，广泛运用炙法和热熨。东晋前医书详于针而略于炙，此书则多用炙术，举凡猝死、中恶、尸蹶、霍乱、寒热症、身面浮肿、咳嗽等，皆采用之，被誉为保存炙法最丰富的文献。
热熨法即原始的物理疗法，多用于心痛、心腹症结、伤寒、虚损、乳痈、蛇螫等方面。如治毒肿急痛，以‘柳白皮酒煮，令热，熨上，痛止‘。
二，重视症状鉴别与描述。如区别‘死亡‘和‘尸蹶（假死）‘时指出：‘脉犹动‘，‘股间暖‘，‘耳中如啸声‘者，当以‘尸蹶‘救之。又如‘癫狂病‘：‘凡癫疾发则仆地，吐涎沫，无知，强掠起，如狂‘，乃癫痫，系发作性精神异常疾病；而‘若或悲泣呻吟者……非狂‘，表现沉默呆痴，抑郁不宁，则为癫症，系神经官能症的一种表现；‘凡狂发，则欲走，或自高贵称神圣‘，表现喧扰不宁，动而多怒，则为精神失常之‘狂病‘。从当今医学观点看，上述鉴别语均较正确。与此相联系，又重视症状表征的描述。如论足气病：‘或微觉疼庳，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候也。‘关于尸瘵的症状：‘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怳怳默默，不知其所若，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又记黄虏病：‘初唯觉四体沉沉不快，须臾眼中黄，渐至面黄及举身皆黄……此热毒已入内、急治之‘。重视症状鉴别和描述，尤其是阶段性的描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