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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当年给你们家装东西的车子，就在这一带翻倒的？”
“给我们家装东西的车子？”孙宇立不懂。
“是那种手扶拖拉机吧，”北林更正道，“不对吗？”
中巴车在一幢白墙黑瓦的古旧房屋前停住，灰尘自后朝前迅速弥漫开来。几位乡下妇女挑着担子你推我拥，手忙脚乱向车上挤，结果一齐拥塞在车门边不能动弹。孙宇立弓起身，将车窗关上，过一会儿又弓起身拉开。
北林以为孙宇立会再给他讲讲那年翻车的具体经过，讲讲让他朝窗外看，到底该看点什么。可等中巴车开动后，孙宇立却重新掉过脑袋对窗而坐，双手捧定金属保温杯，面呈专注状散淡状，似乎早把翻车的故事忘了，也把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忘了。于是北林不由有些疑惑，他想也许孙宇立根本就没讲过什么翻车的故事，是自己的记忆出现错误，把别的地方别的人一些不相干的遭遇拉扯到了孙家头上吧。
当然，这里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是孙宇立不愿意说。此时此刻孙宇立根本没工夫说，没心思说。故地重游，孙宇立肯定正独自思考着某种更重要的问题，体验着某种复杂而又难言的感受。
昨夜接到马瑞云的电话，时间已经很晚了。北林同孙宇立熟，同马瑞云当然同样熟，讲起来孙宇立头一次和马瑞云见面，还是北林陪同的。但马瑞云主动给北林打电话，以前似乎还真未有过，何况又在这么晚的时间。北林正自奇怪，谁知今天早上他又一次接到马瑞云的电话。两次电话的意思都差不多。马瑞云说这次去歌珊，她原本也想跟着下去玩玩的，但单位上实在太忙，抽不开身，再说孙宇立也不让。孙宇立说这又不是游什么名山大川，只不过两个老朋友随便下去走走，身后跟那么多人干什么。孙宇立宁愿和北林结伴，似乎那样更舒适惬意，更自由自在。从马瑞云的口气中可听出，孙宇立对北林是很看重的，对他和北林之间的友情也是很珍惜的。孙宇立对北林甚至比对她马瑞云更看得重。有一会儿北林感觉，马瑞云讲这番话，其用意似在表达对孙宇立不带她去歌珊的不满，或对能得到孙宇立如此看重的北林的妒意。后来再听听又不像。马瑞云只让他到歌珊后多照顾一点孙宇立，事事处处多加小心。照顾孙宇立什么？北林险些没问出声，小心又小心什么？北林想，这又不是个婴孩，有什么好照顾好小心的。孙宇立是领导，对歌珊又熟，要说照顾，只应该让他照顾我才对。这些北林当然都不好说。今天早上的电话马瑞云讲得比较详细些。今天早上的电话显然是在得知孙宇立决定不坐单位的车子，而到长途汽车站改乘班车后打来的。马瑞云说到了孙宇立近些日子心情有点不好，身体也不很舒服，喜欢做梦等等。此时此刻再看看靠窗而坐，神情漠然的孙宇立，北林不由又一次心生疑虑，他实在想不起孙宇立会因为什么心情不好，孙宇立又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想不起睡觉时做做梦，能够算什么毛病，听电话里马瑞云吞吞吐吐的口气，似乎还真有说不出的隐私一般。于是北林又想到，这次来歌珊，孙宇立不一定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为着玩玩，或许他还有别的什么要紧事得办吧。
北林无法否认，实事求是地说这次来歌珊，自己也并非如表面所说的那样只为着陪陪孙宇立。北林并非全然是被动的，无奈的，不得不服从的。北林也有自己主动的一面，因为北林可能也有自己要紧的事得办。北林的事讲起来或许比孙宇立的事还来得重要：他想利用这次到歌珊的几天时间，跟孙宇立好好谈一下张海琴的工作调动问题。
有一点北林十分清楚，这次到歌珊，的的确确只有他和孙宇立两个人。在歌珊的几天中，他和孙宇立的关系绝不只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他们更是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的关系。正如孙宇立所说，这次到歌珊，纯属他个人的私事，是散散心，放放松，是精神上的调剂，是劳累后的休息。这个时候他邀请北林做伴，便明明白白表示着这样一个意思，表示在他与北林之间只存在私人关系、同学关系，而不是什么公务上的关系。马瑞云不是也说过吗，在孙宇立眼中北林的地位甚至比她还重要。孙宇立宁愿邀北林同行，也不让自己的妻子同行，这点当然会令人感到奇怪，令人难以理解。怪不得马瑞云有意见了，搁在任何一个人只怕都会不舒服的。
对孙宇立的为人北林当然比较了解，假如能排除掉附着在其身上的某种官员色彩，作为一个老同学老朋友，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普通的人，孙宇立其实还是极其随和极其天真也极其风趣有味的。孙宇立喜欢笑，喜欢跟人开玩笑。私下的场合孙宇立还喜欢讲些男女两性之间的荤话。孙宇立一旦说起来笑起来，往往就很放肆，有时将口水都长长地拖到下巴上来。完全可以设想，当这样一对老同学老朋友结伴远行，到一个偏僻乡村故地重游，相互亲密无间，赤诚相待，又有什么话不可以说，什么要求不可以随口提出呢？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真正的机会。这种机会千载难逢，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北林意识到这一点时，整个人不由自主便有些紧张起来。其实对张海琴调动之事，北林早已不抱任何指望了。孙宇立不可能出面给他们帮忙，这是一个方面；事情本身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是另一个方面。不过现在既然有一个机会主动送上门，他如果不趁机紧紧抓住，那么他一定会后悔一辈子。他会一辈子看不起自己。从另一方面说，北林这么设想着，假如无意间的一次歌珊之行，他轻轻巧巧把久办不成的事给办成了，解决了，那将是个多大的收获，到时讲给张海琴听，又将是一个多么意外的惊喜。张海琴不是极力反对他陪孙宇立去歌珊吗，张海琴不是一直说他懦弱无用吗，到那时她会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无用。
坐在颠三倒四缓缓行驶的乡间公共汽车上，北林再一次认真考量起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一段很长时期内，孙宇立为什么会对自己抱有那样一种敌视心理？这种心理到底来源于哪里，又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表现出来的？
人心深不可测，北林不是小孩，尤其不是天真未凿的稚子，对此当然已有了足够的认识，也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无须讳言，在他和孙宇立之间，有一段时间关系的确有点紧张，有点微妙。孙宇立在内心深处曾一度把他当做了一个对手，一个路途上的障碍，甚至一个敌人，而在北林的内心深处，也曾清醒地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对手，一个敌人。如此看来，孙宇立在以后的日子里对北林所怀有的那份戒心，那种笼罩在心灵上的阴影，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不过所有这些毕竟早已成为过去，两个人之间的高低胜负早见分晓，并且随着时日的逝去，相互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两个人早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两个人简直已相隔十万八千里，这点孙宇立内心里应该十分明白，否则他也不可能习惯在北林面前摆出副对人爱理不理的狗不吃屎模样。北林想他现在最该做的便是进一步强化孙宇立这方面的印象，让孙宇立认为他真有多么无能，多么无用。他在孙宇立面前早已甘拜下风，并且心服口服。一句话，北林必须尽快打消孙宇立对他所抱有的全部戒心。
汽车翻过一道山口，又翻过一道山口。这里地势已然很高，沿着疏疏朗朗的竹林及房舍看出去，右下方的田野上斜斜地横过一道沟渠，渠水反射着晶亮的阳光。渠坝上，一辆农用车以很快的速度噼噼啪啪驶过来，要同这边的公路会合。农用车司机是一位年轻小伙子，双脚踮起，全身用力，搬一只巨碾那样将方向盘紧紧搂在怀里。
“河上。”
“河上。”
不久前上车的那群妇女用一种很偏僻的方言嘁嘁喳喳议论着什么。孙宇立似受到提醒，再一次起身将已经打开的车窗打开一些，拼命向四外张望。北林好奇，也站起身跟着孙宇立向外张望。除了山口、沟渠、房舍及竹林，北林当然什么也没看到。北林坐下，孙宇立也坐下了，继续手捧保温杯，一动不动对窗而坐。北林一点也不知道孙宇立刚才又看到了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引得他那么激动。这一刻北林又想起了一个故事。北林想起了很多故事，都是有关孙宇立及孙宇立一家的，也都是孙宇立亲口讲出的。
一个人的记忆存在某种误差是可能的，但有关孙家在歌珊下放的那段经历，北林实在听到得太多，怎么说对其基本情况还是有个大致的了解。北林至今记得，头一次听孙宇立说他的家，说他的父亲母亲和死去的兄长，是在大学读书时的寝室中。孙宇立盘腿坐在双层木床的上一层，一只脚从床沿向外耷拉出来，过会儿又很快收回去，过会儿又耷拉出来。当时室内的光线很暗，可能是傍晚，寝室里还没开始送电。孙宇立用很大的声音说着，越说他的面目便越模糊，最后只剩下一张很大的嘴巴在黑暗中顽强地翻飞张合。还有一次好像也是傍晚，他们爬上校园尽头那座高高的围墙，同样是盘腿盘脚相向而坐。墙外有一口不大的水塘，水塘过去有农田、藕田，还有一家驻地部队里办的那种养猪场，三三两两的军人阴影一般在操场及藕田间静静出没着。另外还有一次是早上跑步的时候，那天他们一个劲跑了好远好远，直跑到郊区一个小镇上，然后边说话，边慢慢往回走。十几里的路程，他们便说了十几里的话。
在北林和孙宇立读书那阵，学生们相对而言比较单纯，上课就上课，上完课好像也没有更多更好的去处，只聚在寝室里或走到校园外高声大气说话，直说得一个个红头涨脑，很多时候还能闹得不欢而散。那时学生的年龄相差也极为悬殊，大的三十多了，有家有口拖儿带女，小的如北林如孙宇立，则是应届高中毕业，才不过十七八岁。讲话的权利一般都被那些年龄大的学生操控着，他们经历丰富，遭遇惨烈，讲到激动的时候不由咬牙切齿，眼泪和着唾沫一起横飞。记得寝室里住着一个姓许的同学，老家河南，一家几口从灾荒地中逃出来。许姓同学一个一个列举他们逃出的那个村子上什么人饿死了，又什么人饿死了；他自家什么亲人饿死了，又什么亲人饿死了。这所有的人都是他眼睁睁看着饿死的。寝室里还有一个同学姓张，高中读书时莫名其妙给人从课堂上抓走关起来。张同学就此失学，在以后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内，他一直过着居无定所、四处流窜的生活，做手艺，打零工，教民办，到水库工地搞宣传，甚至还到一户农家当了几年的上门女婿，甚至，据他自己说，他还实实在在偷过人家东西，就是做贼，并为此遭到百般羞辱。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孙宇立也开始迫不及待地说话。孙宇立尽管年小，但经历的坎坷与曲折一点也不比任何人逊色，讲起来便显得同样悲愤，同样慷慨激昂。
在北林印象中，孙宇立一家的下放生涯极为复杂，下去，上来，又下去，再上来；一会儿在这个县，一会儿在那个县，一会儿又到了另外一个什么农场，过会儿又在一家鱼苗养殖基地。某年初夏，孙宇立的父亲孙凯先再一次接到全家下放的强制性通知。这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共有两种选择，或者回江州郊区孙凯先的原籍，一个滨江又临湖的沙洲小村，或者远赴歌珊县红星公社牌上大队，即眼下这条乡间公路所通往的方向，那里有一重一重的大山，还有一座当时正处于兴建中的同样叫做红星的水库。孙凯先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孙凯先曾是家乡一带有名的才子，百姓口中出人头地的读书人，人前人后风光惯了的，现在一朝落难，村子上风言风语说什么的都有，孙凯先及其家庭由此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读书人爱面子，又认死理，孙凯先宁死也不愿将这么副倒霉模样难堪模样送到乡里乡亲面前。孙凯先抱定一个想法，丢丑就丢到尽可能远的异地去，丢到歌珊丢到红星去，反正那边谁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一个谁。
孙宇立的哥哥孙宇新作出的选择更加出人意料，这位十六七岁中学生在果断地宣布与父母家庭断绝关系之后，独自一人远涉他乡，成为当年这座江南小城极少的几位支边青年之一。孙宇新一去不返，两年后悄然病逝于几千里外那片蚊蚋蔽日的亚热带丛林，始终未能再和父母亲人见上一面。直到许多年后孙氏一家三口重返江州，恢复商品粮恢复工作之后，孙凯先这才得着机会赶到那个地方，取回了儿子孙宇新的遗骨。
四
红星公社不用说早不再叫红星，现在改回原来的名称，叫洪岭，孙宇立一家在其中生活过十多年之久的牌上大队就坐落于洪岭乡最为僻远的一处山间平地中。孙宇立手拎一只红黑相间的巨大旅行包，在北林帮助下走出乡政府门前的乡间公共汽车。两人一前一后，沿着山间的简易公路爬坡越岭。在登上那座原先叫红星现在叫洪岭的水库大坝后，又绕着库侧七弯八拐的山路继续攀爬一两个小时，日落时分才在一家屋场边停住。
房东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孙宇立按早先的习惯叫她三满姨，北林跟着孙宇立，也叫她为三满姨。三满姨肩挎背篓从屋后竹林钻出，背篓里装了两只硕大的鲜竹笋。老太太手握菜刀将竹笋划开，蹲在阶沿边剥皮去壳，然后切成四方小块，杂了些漆黑暗红的腊肉到锅里焖了。老太太原是孙家的老熟人，某段时间还与孙宇立的母亲过从甚密，拜下干姨娘干姊妹之类，孙家搬离后多少年再未相见，此刻见面了却并没多少格外的表示。吃饭时孙宇立着意提起了一些往事，又介绍别后自己家庭的种种变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老了。但母亲越老越要强，一大把年纪还一个人分开另住在一套老房子里，自己买菜自己烧饭，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早上晚上喜欢到湖边到公园各处散散步，看别的老头老太跳舞。听了这些，房东老太仍然神情淡淡的，木木的，想了好久，忽然伏下身用力揉揉自己的脚踝，感叹道：
“那么好的红塑料，她不该呀。”
什么红塑料？北林看看孙宇立，孙宇立笑着，微微摇了摇头。显而易见孙宇立刚刚那番话算白讲了，房东老太没有听进去。房东老太也许根本就听不进去，根本弄不懂公园啊散步啊是什么意思。房东老太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沉浸在久远岁月深处有关红塑料的某一记忆之中。
吃过饭孙宇立邀北林到他家早先的旧居看看，据房东老太介绍，孙家的旧居还在，并且仍有人住着。孙宇立记得，那年从牌上离开，家里的房子是以三百六十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无父无母长着兔唇的年轻人的。房东老太说兔唇年轻人就在这座房子里结的婚，但婚后不到一两年，无缘无故得一种什么病死了，老婆改嫁，连个儿女也没留下。现在这房子由一对种香菇的外地夫妇居住。孙家的旧居确实还在，也确实还有人住着，不过主人已关门休息，只从房后一角隐隐透出几线光亮。孙宇立带着北林小心翼翼绕房前房侧转过一圈，又到房后的土山上站了一会儿。因担心引起别人不必要的误解，不久便沿原路离开了。时间似乎还早，一只狗站在远处的崖头上有一声没一声地吠叫。月亮以一种十分夸张的姿势，“嘭”的一下从山丛里滚出。屋场下的田冲里，时而还能听到过往男女的话语声和脚步声。接着一道手电光划在屋侧的树梢上，有人一问一答大声讲话，片刻之间，一切又归于静寂。孙宇立和北林朝着刚才有人影和声音出现的地方，在窄窄的田埂道上高高低低往前走。有时他们也从一户人家大门前经过，大门或开或闭。开着的大门里往往就能射出一道昏暗的电灯光，灯光下一口天井，天井边立着风车，墙壁上挂着几把锄头，几床地箕，地箕旁闪动着一张模模糊糊的人脸。这些都让孙宇立感觉兴奋，他给北林讲路边人家早年的一些情况，讲有关自家那座房子的情况，后来又回过头讲到房东老太三满姨。孙宇立说三满姨一生坎坷，前前后后嫁过四五个男人，与每个男人都不能在一起呆多久，匆匆忙忙丢下一男半女，又转到另一家。最后那位男人孙宇立记得很清，脸上生了荒荒几颗麻子，是挑水库时让土方压死的，肠肠肚肚冒出来，白森森流了一地。
三满姨家的房子也不知是从祖上哪一辈传下来的，很旧，很破，但大大小小的房间却多，高一间低一间，横一间竖一间，里面随意放置一些农具、谷物、化肥之类，其中一间还关了三头小猪。两个人给安排两个房间两张床，这是孙宇立吃饭时给三满姨交代好的，三满姨家不只空房多，空床也多，这点当然不成问题。轮到进房休息了，孙宇立却犹疑起来。他先在两个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