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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一和第二项附加指控而言，使用这一法律原则并无必要，因为被告实际上扣动了他自己武器的扳机，在水渠北端杀死了那个穿白衣的男人，他也实际上扣动了他自己武器的扳机，导致了水渠里那个小孩的死亡。
这一责任原则可以适用于第一项指控，即屠杀南北向小路上的人们，也可适用于第二项指控，即屠杀水渠中的人们。
就第一项指控而言，关于凯利中尉是否实际参与了杀人的证据，相互之间尚有冲突。然而，关于他是否下令杀死南北向小路上的那些人的证据，却没有冲突。
根据丹尼斯·康提和保罗·麦德罗的证词，被告主动参与并下令屠杀了南北向小路上的人。但吉姆·达西的证词，却没有讲清楚被告是否主动参与了屠杀。吉姆·达西只听见被告下令〃结果〃那些人，然后被告就离开了。
根据查尔斯·斯勒奇的证词，似乎查尔斯·斯勒奇记得这件事，记得被告下了〃结果〃的命令，但他没有开枪。
先生们，不论根据哪一种说法，被告都有罪。如果你们都同意被告下令杀害了那些在南北向小路上的人，那么他就有罪。如果你们都同意他下了命令，并且亲自朝那些在南北向小路上的人开枪，那么他就更有罪。他就更要对那些人的死亡负责。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都有两个证人向你们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凯利中尉站在南北向小路那儿，指挥杀死那些人，并且他自己也扣动了他武器上的扳机。
你们还有保罗·麦德罗的证词，他承认他自己参与了，而且牵连到了被告。他为什么要承认呢？
关于第二项指控，你们又一次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有证据证明，被告个人朝水渠里开了枪。而且，被告还命令吉姆·达西和保罗·麦德罗朝水渠里的人开枪。查尔斯·斯勒奇作证说，被告与米切尔中士有交谈过，然后米切尔中士就和被告一起到水渠边，开始向水渠里开枪。你们认为他们谈了什么？你们认为被告是在下令杀死那些人吗？你们认为他是在告诉米切尔中士〃杀死水渠里的那些人〃吗？你们认为被告是否至少是在鼓动米切尔中士？作为排长，被告是有责任制止他去杀人呢，还是有责任鼓励他去杀人？
你们也听过有证词讲到，直升飞机降落后，在灌溉渠那一带，凯利又对米切尔中士说了话，然后米切尔中士又去了水渠边。你们应当记得格雷戈里·奥尔生的证词，他说，米切尔用半自动步枪朝水渠里打了10到12枪。你们认为被告和米切尔的对话内容是什么呢？
接着，你们听了被告自己的证词，甚至在他自己的话中，他也说他走到了水渠边，他到达时，他的手下的人正在开枪，他没有阻止他们。事实上，他也加入到他们中，和他们一起开枪。甚至他自己的陈述，都表明他鼓励了他们。把那条法律原则？quot；命令〃、〃建议〃、〃诱导〃等，应用于我们已经阐述的证据之中，我们就可以不容置疑地证实，被告负有罪责。
好，军事法官还将向你们说明，除了被告被指控的主要罪行，即预谋谋杀的罪行外，如果政府未能以某种方式证实构成那些罪行的任何一个因素，那么，被告可以被判犯有一些相关的次要罪行。
但是，关于本案，我们已经清楚地说明，与指控相关的所有的事实，都表明了被告是按预谋行事的。因此，我想告诉你们，在证实了所有罪行都是有预谋的这一事实之后，一些次要罪行就不再值得争论了。
法官会对你们说明，没有预谋的杀人罪与有预谋的杀人罪，包含着同样的因素，它们的区别在于：没有预谋地实施杀人行动，其杀人的动机和杀人的行动是同步的。杀人者想都不想就杀了人；从他自身来讲，这是件自发的事。杀人想法的形成和杀人这一突发行为是同步发生的。
我认为此案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证实，被告是有预谋地杀人，而且，这些事实还表明，他在那些人被杀之前，确实想要杀死他们。因此，你们不可能判本案为无预谋地杀人。我们已证据确凿地证实了有预谋存在。一个人怎么可能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命令别人去杀人呢？单凭他在杀死那些人之前所说的话，就表明了有预谋存在。当他说话时，他得先想到杀人，得先有杀人的想法，因此，他的话就成为了证明他有杀人动机的直接证据。我们不必依靠旁证，尽管旁证也很充足。
法官还会向你们提到另一个可能的相关次要罪行，即自发杀人罪。政府再次认为我们已经证明了被告是预谋杀人，你们不必再考虑自发杀人罪了。如果某个人因为受到激怒，一时冲动杀了人，那么法律承认，人有可能因受到环境的充分驱使，从而在还没来得及控制住自己之前，就杀了人。对杀人者而言，这是一种自发的反应。
但是，此案的事实否定了存在自发行为的可能性。证人们描述他们和被告在一起时，他很镇静，在屠杀期间，他的表现与平日无异，不存在激怒的状况。他自己的证词也没有反映出他处于愤怒之中，没有反映出他的头脑受到愤怒的蒙蔽，从而自发地杀了人。相反，却表明他在思考，表明他在预谋。在我们已经证据确凿地证明有预谋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还有别的正当理由，使你们能对他的精神状况作出有别于事实的判决。
我们还得证实，被告被指控的任何一项违法行为，都不存在辩解或借口。在这方面，被告否认他实际上犯了我们第一项指控所涉及的罪行。实际上，他这是试图为他那天所有的行为找借口。他说他只不过是在履行他的职责，他只不过是在服从命令，服从来自连长麦迪那上尉的命令。
先生们，那是一次突击行动，但军事法官会向你们说明，战时的行为并不是完全不受法律约束的。一些国家，包括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签署了一些条约，试图保存某些适用于战争的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惯例已经涉及，在何时夺取人的生命可以算作一种正当的战争行为。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武装的敌人，肯定是一种正当的战争行为。士兵的使命就是与敌人短兵相接，杀死敌人。但是，法律试图保护不是士兵的那些人。即使那些人可能参与了战斗，但一旦他们投降了，他们就有权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就不能把他们立即处决。
军事法官还会向你们说明，根据法律，不论党派政治观点如何，或过去的行为如何，人一旦被俘，在被释放、囚禁或处死之前，他都有权享受俘虏的待遇。如果要处死他，也得遵循法律，遵循参与判决这个被拘禁或俘虏的人的主管当局制定的程序。而一次审判，先生们，就像这个被告在本案所得到的一样，一次审判就能决定他们有罪还是无罪。
法官还会向你们说明，根据法律，禁止轻率的立即处决方式。他还会告诉你们，根据法律，根据我们在本案中已经提供的证据，美莱村居民的任何敌对行为，或在3月16日之前某个时候对越共或北越军队的支持，都不能构成立即处决他们的正当理由。甚至如果那天一个武装的敌人分队采取了敌对行为，根据法律，一旦他们放下武器，举起双手向美军投降，那么，也没有立即处死他们的正当理由。
他还会告诉你们，根据法律，在我们的军事力量的有效监护和控制之下，如果毫无抵抗的人在美莱村被杀，那么，不能够判定杀害他们是有正当理由的。根据法律，任何要杀死这些人的命令，都是违法的命令。
在主要的案情说明中，我们没有提供有关这次行动的命令的证据。我们只是想向你们提供这些死亡的事实，我们只是想向你们提供并展示，清楚地展示，那些被杀的美莱村人手无寸铁、毫无反抗。在案发那一天，他们没有任何抵抗被告的行为，可是，他们被草率地处死了。被告的这种行为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言。不管你们对本案的个人情感如何，根据法律，根据你们已经宣誓要在此案中遵循的法律，被告的这种行为根本没有正当理由可言。
你们还会被告知，根据法律，士兵的服从不同于机器人的服从。在穿上美军制服后，他仍然有思考、推理的责任。他有责任像一个人，像一个理性的、对人的生命有适当尊重的人一样作出反应，而不是像一台机器一样作出反应。他有责任作出合乎道义的决定，有责任辨别他所面临的情况中的是与非，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我们认为，事实上，被告并没有接到要他做他1968年3月16日在美莱村做的事的命令。首先，因为并没有命令要求围捕所有那些男男女女和小孩，并立即处死他们，所以，被告不可能依照命令行事。是的，虽然是有一个命令，但要求的是他与在美莱村的越共第48营作战。
我们已向你们呈交了所有关于这次行动的预先计划的证据。你们从中已经得知，这次行动的使命是他们认为会与在那儿的敌人的武装分队作战。这个命令有违法之处吗？你们认为在3月15日晚他们能预见到，或打算好第二天到达村子时，村子里将没有武装分子，只有老人、妇女、儿童和婴儿吗？你们认为在3月15日晚上，他们就已计划好，他们的使命就是到村里去，把那些人聚拢，带到那条小路和那条水渠里去枪杀吗？你们认为那就是3月15日晚的命令吗？你们认为那就是从那些特别行动小组会议部署中传来的命令吗？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立即处决的命令曾被下达，没有证据显示有命令要求别抓俘虏。只有一个命令，即与敌人的武装分队作战，这也就是麦迪那上尉转达给他手下的命令与越共第48营作战，被告方自己的证人和政府的证人一样，都证明了这一点。
被告作证说，他原以为他们会参与一次快速突击战，清扫美莱村，主要对〃平克维尔〃发起突袭，然后进入那里，让〃平克维尔〃彻底中立。这暗示了要立即处决那些男男女女和小孩吗？你们认为那是3月15日发布的命令吗？凯利收到给排长们的指示后说：〃我们将到那里和敌人打持久战，只要我们能和敌人保持接触，我们就要和他们打到底，尽量从侧翼攻击他们。〃这就是他在3月15日晚上所想的。
麦迪那上尉竭力鼓动他手下的人在第二天对敌作战是合法的吗？他应不应该告诉他手下的人，他应不应该让他手下的人明白他们预料到的事？而他们预料的是与敌人的武装分队交战。
因此，我想对你们说，证据清楚地证明，被告不能依仗1968年3月15日的任何军事部署会议的任何命令，来证明他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命令。被告也不能依仗行动当天给予他的任何命令。他作证说，他接到麦迪那上尉的命令，要求他〃结果〃那群被扣留的越南人，但是，先生们，只有他一人对此事作了证。
我们已经提供了属于那个指挥小组的两个无线电报员的证词，他俩都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命令。史蒂夫·格林普斯是第三排的无线电报员，那天他接听了无线电通讯，但他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命令。三排排长杰弗里·拉科洛斯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命令。他们还知道查尔斯·斯勒奇凯利中尉的无线电报员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命令。
麦迪那上尉在你们面前，在誓言的约束下作证说，他没有下达那个命令。你们认为被告会给麦迪那上尉打电话，告诉他：〃我这儿有50到100名越南人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没有武器。〃然后，他就接到连队指挥官的命令去结果那么多人吗？你们认为他会给麦迪那上尉打电话，告诉上尉他在村里发现了什么、他控制了多少人、那些是什么人、环境怎样吗？他没有对你们这样说。他没有告诉你们，因为他没有那样做。他没有去询问、核查一下他是否该那样做。或许，在与汤普森上尉谈话之后，他对查尔斯·斯勒奇所说的话，就典型地代表了他的行为：〃他不喜欢我在这儿做事的方式，可我才是头儿。〃先生们，是他自己主动地做了那件事。为什么一排的人要围捕那些人呢？甚至被告方自己的证人，厄尔默·汉伍德，也作证说，他把那些人聚集起来，是因为他没有受到那些人的任何抵抗。汉伍德说：〃我不准备朝他们开枪。他们没有对我做什么。〃
培根中士，另一个被告方的证人。他接受同样的命令参加那次行动。他也把他围捕的那些人交给了凯利中尉。为什么在凯利下令之前，那些人没有被杀掉呢？为什么直到凯利下令，保罗·麦德罗才开枪呢？先生们，甚至培根离开第一群人之后，也只是进村再聚集一些人，7、8个人，他并没有走过去就向他们开枪，他把他们带到了水渠边。后来他为什么又向那些人开枪呢？我提请你们注意，事实表明，培根是在凯利中尉的指挥下向那些人开枪的。
因此，先生们，根据法律，被告的行为是不合法的。被告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命令，要求他立即处决南北向小路上的人、灌溉渠里的70多个人、在灌溉渠边的那个穿白衣的男人和那个小孩。不过，为了讨论的方便，让我们假定他接到了这样的命令。
让我们假定，他在3月16日接到了命令，被要求去结果美莱村那些手无寸铁、毫无抵抗的村民。对此，军事法官将会向你们说明，如果被告知道这个命令是非法的，那么，这个命令也不能作为他行动的正当理由。因为如果一个人服从了这样一个非法的命令，他就接受了与发布这个命令的人同样的犯罪动机，所以，这个命令不能免除他的责任。这样，就是两个人，而非一个人有罪。他们的责任是共同的。他接受和服从一个非法命令，也就是参与了同样目的的犯罪，因而，他就与发布命令的人怀有同样的犯罪动机。
被告作证说，这是他参加过的第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说他那天尽了他的本份与敌人作战。他的证词谈到了对死亡人数统计，谈到了他的连队中，指挥人员对死亡人数的极大重视。先生们，请问你们，如果这对被告而言是一场重大战役，如果这对他而言是重要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他有机会与敌人交战，那么，他会不会想弄出一个很大的死亡人数，即他所杀死的敌方武装士兵的实际死亡人数？但是他没有。他甚至不能给出一个估计数目。如果他们真是敌人，那么，他那天就确实参加了一次光荣的战斗。你们相信吗？即使你们出于主观想法，认为被告相信那个命令是合法的，这仍然不算真正的辩护。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都会明白，也应该明白，任何类似的命令都是非法的通情达理的人都应该明白，先生们，凯利中尉却不。一个普通人，普通的中尉，普通的排长，受了普通的训练，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能不明白那个命令是合法还是非法吗？
先生们，通情达理的人是个客观标准。根据法律，你们就代表了通情达理的人。通情达理的人能在给定的环境中运用其法律知识。毋庸置疑，通情达理的人会知道，也应该知道，在1968年3月16日他所处的环境中，任何要把南北向小路上的30多个人聚集起来、并立即处决的命令都是非法的，它不可能具备正当的理由。通情达理的人也会知道，把70多个人像一群牛一样其实是男人、女人、小孩和婴儿推进那条灌溉渠的做法，仍然是非法的。通情达理的人不但会知道这一点，而且也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不能依仗任何叫他犯罪的命令来推卸自己的罪责。
先生们，根据法律或本案的事实，被告不可能有正当理由，他毫无正当理由。我们已经证据确凿地证实了我们指控的每一条罪状的每一个因素，事实清清楚楚地显示出，被告的那些行为是不合法的、没有借口可言的。我们已经履行了我们的职责。现在，你们的职责是给予本案你们可能做到的唯一恰当的裁定、惩罚和判决，即正式宣布判决被告对所有指控的罪行负有罪责。
谢谢各位！
5．起诉之不当
（被告辩护律师拉梯默先生进行的终局演说）
尊敬的法官先生、庭长以及陪审团的先生们：
在对本案的起诉中，如果有必要避免美国陆军的形象受到沾污，那么，依在下之鄙见，为了发生在美莱村的罪恶，而给一个中尉定罪，就会把美国陆军的形象烧灼得难以辨别。我们案情记录上的证词表明，事实上，有100多人参与了那次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