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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些时候，有个日本东京都的知事来台湾指手画脚。台湾的一些政要和日本人有一些共同的思维，你认为这些人会把台湾的未来引到哪里？
李敖：台湾有一批人是亲日派。我前年做了一次慰安妇的活动。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在韩国、菲律宾强暴了一些女孩子做军中性奴隶。后来这批性奴隶在台湾剩下54人，后来都老了，有的死了。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做安理会理事，联合国说你们过去做了很多坏事，慰安妇就是个例子，你们要把屁股擦干净。日本人民间就出了一个团体，到处送钱，大概给台湾每个慰安妇送50万台币，相当于1．6或1．7万美金，然后就说我和你们和解了，当初是商业行为，你自认的，不能怪我们日本政府。
这些慰安妇觉得你日本政府这是羞辱我们，但1．6万美金又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数字，因为她们这些人都很可怜。后来我就出面，这些日本人的狗钱怎么能要呢？可是叫她们不要又不近人情。所以我来义卖我所有的收藏品，像胡适写给我的这些字，我都卖掉了。卖了3300万（台币），相当于100万美金。然后每个人都分了钱。剩下的钱还到日本去和他们打官司。我这样做，一方面是恨日本人，另一方面是给李登辉这些利欲的人点颜色看，给他们难堪。台湾确实有一些人是媚日的。
记者：你说过500年来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你这是调侃自己呢，还是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写东西？
李敖：我是在陈述事实。我为什么这样子写这篇文章，因为这个文章你一看觉得震撼，觉得你这个家伙在吹牛了，可是你忘不了这个句子。这就是文字效果。
记者：是否有刺激同行，让他们奋起直追的意思？
李敖：台湾的同行其实是不足论，他们已经被包办了。过去包办他们的是台湾国民党的中国文艺协会。你要是进入他们的帮口，就好办；不进入，他们理都不理你。所以你看台湾那些年出的作品，从来没有一篇是李敖的，原因就是我和他们作对，他们就否认我，否认我的地位。可是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自己创造品牌，所以我写了1500万字的《李敖大全集》。这个书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我比胡适、鲁迅、梁启超写得都多，现在还在写。今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方面我也会参与，当然能否得奖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去年得奖的是前后搞了20年才当选的。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了100年，在东方给过印度人，给过日本人，可从来没有给过中国人。我们觉得不服气，所以我也想给他们展示一下。这也是大陆作家的一块心病。
他们评估的方法很奇怪：第一，要是理想主义者；第二，它要计算里边的政治背景和抗衡的态度。第三，要看你有多少著作，不是出一两本书就能干这行。这里有很多基本条件。人家都承认我是历史家、思想家，都不承认我是文学家，不承认我是诗人。那些人该死，因为我的确是多方面的。
记者：你的《李敖大全集》在祖国大陆这边的版本要卖超过500元人民币，相当于1500元新台币，对于这边的消费水平，这个价钱好像卖得有点不人道。
李敖：是是。当时我讲，你们可以出单行本，不要出那么大一箱子。当时有一个条款，他们可以删，不可以改。大陆版跟我在台湾的版不一样，有的被删掉了。所以是件挺遗憾的事情。
记者：你曾说过中国文学是“小脚文学”，那么中国文化中有没有让你敬仰的人物呢？
李敖：比如像文天祥，是了不起的人物。他那种殉国的目标，现在看起来那些理由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可是精神是万古长青的。我们了解就从精神方面去了解，从思想方面可圈可点的并不是很多。我们看朱熹，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但现在我们打开朱文公集，很多是很迷信的。比如说打雷是受壁虎的影响，那不是混蛋吗？你看《苏东坡全集》，一会儿给皇帝写祭文，一会儿给老天爷烧烧香，你下点雨吧，写祈雨的文章。这些从思想方面来看，不怎么样，（但）从美学的观点或精神层面看，他们是很了不起的。
记者：前不久，王朔和金庸在我们报上过招，闹得文坛沸沸扬扬。您是否觉得这是文坛寂寞折腾出的一个喜剧？
李敖：金庸是个莫名其妙的人，只有在香港社会下才能出现这种人。当然他写武侠写得很好。
记者：你看过他的全集吗？
李敖：我只看过几本书的第一章就不看了。有一次金庸到我家来，说你怎么不看我的书，我说武侠小说下流。不是说它脏，而是不入流。虽然它的故事性很强，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讲，你满口都是侠气，本人弄不好是个小气鬼，说的和做的完全就是两极。所以我认为批评金庸是正确的，只是批评的切入点好不好（的问题），我觉得武侠小说不能代表文学，也不能代表思想。北京（有人）好像请他开什么学术会议，我觉得学术何辜？上帝保佑学术！简直是胡闹。
记者：王朔和金庸开战以后，我们发现拥金庸派和拥王派的比例竟达到9∶1，你怎么看公众的这种评价？
李敖：当然是悲哀。挪威文学家易卜生曾说：多数人是错的，少数人是对的。比例不对，我认为还是（因为）大家的文化水平不高。
记者：现在大陆王朔等人的作品你是否读过？
李敖：我不太看。不太看的原因有两点：一，台湾管制得很厉害，我没有机会看到。后来看到一些。二，我有一些就算是成见吧，大陆的理科、科学方面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突飞猛进，连台湾所谓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都赞美不绝。可我觉得大陆在文科方面除了考古和对古典的诠释以外，情况都不好。“文革”以后，有所谓“伤痕文学”出现，我觉得邓小平的八个字评语很有趣：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是个很凶悍的人，所以对伤痕我个人没有感觉。
记者：中国现在文学上没有大家？
李敖：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参与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原因。台湾不足论，大陆这么多年的文学发展吃了亏，不是怪哪个人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大气候影响了个人。
记者：你怎么看网络文学的兴起，比如台湾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李敖：（网络）这种东西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具。它是突破言论自由的很好的工具。言论自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对你讲的话要负责任，可是网站使人变得不负责任。小时候我在参军时看到厕所，大便时人们在墙上画图、写字，我把它叫厕所文学。现在我看到电脑网站这个东西就像厕所文学，只不过是字写在电脑里。
记者：对文学本身会有什么影响？
李敖：它基本上接近顺口溜或侃大山的这种调调。不是什么好格调的、负责任的，只是发泄一些浅层的情绪。表达方法太浅了。
记者：大陆这几年像王朔小说、崔健摇滚、张艺谋电影等，算是一种风景，你是否听过或看过他们的作品？
李敖：我告诉你我个人的看法：我的头脑极好，我不需要完整地了解一些东西，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常常开玩笑：一个臭鸡蛋，你不需要全部吃掉，就知道它是臭的。一闻就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很自负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判断力是很好的。现在文艺工作者他最大的苦恼就是又要考虑市场，又要考虑国际的压力，又要考虑政治尺度，又要考虑自己的存在。考虑太多了，有时候他们未免会迁就。
记者：有人觉得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叛逆？
李敖：我认为传统文化叛逆的东西并不多，因为环境不允许你叛逆。像李卓吾（他们）后来都不得好死。你要有硬骨头，你要付出多少代价。（第一），你要有点小钱，藏起来饿不死你，不看人家脸色，不吃人家饭；第二，你能忍耐得住寂寞。以台湾（的情况）我告诉你，跟住牛棚有什么不同呢？我在台湾办杂志，办书店，被蒋介石查封，14年监禁，（当时）在台湾整个地区没有李敖的名字出现，提都不敢提，虽然我的照片和名字都登在《纽约时报》，我的事件登在《时代》杂志。第三，（个人）没有力量跟环境来抗衡。
记者：在你眼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李敖：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现在人追求的，不像我们那会儿谈理想主义，谈救国救民，谈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下一代。现在年轻人比较务实，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也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只看眼前，只管今夜。今天台湾大陆都有这么一批怪物出现。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李敖：这很正常，（总）搞革命不行，大家吃不消；牺牲我（个人）是为了别人也不近情理。所以大家这样做也不能算错。
记者：历史和传统他们都不是太关心。
李敖：他们太在意明白而立即的利益，眼前的利益，而不太想得那么远。很多东西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了。很多东西被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记者：新千年来了，一般对年轻人总有一些寄语，你想说点什么？
李敖：我认为年轻人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未来是合理的，可是（在）现在“经济挂帅”的情况下，（在）世界WTO压力之下，个人的力量，个人的光芒都被消灭了。我认为人还要尽其所能，个人的一些光芒要发射出来，当然这是很难的。我是个最好的样本，我李敖在这个鬼岛上50年来和他们斗来斗去，被养在“牛棚”一样，但始终不屈服。这里有技巧，不是蛮干的。口袋里（要）存点钱，不是蛮干的。所以我说我是样本，大家可以考虑，为什么李敖这种人（虽）不敢说出人头地，（却）可以说扬眉吐气了？是怎么形成的？也许在成千上万人里面（就）冒出这么一个，可以代表人类的一些光芒。
记者：你认为李敖后无来者？
李敖：你要问我真话，我有这种感觉。后无来者，因为做李敖太难了，难度很高。
记者：过去的1999年里，大陆留学生回国创业掀起了一个高潮，人数再创新高。大概在六七十年代，台湾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是个很时髦的事情。80年代以后，很多台湾留学生都愿意回台湾工作。你能结合台湾的情况评价一下吗？
李敖：这是很正常的。他们当时跑到外国去，是为了有更好的机会，更好的发展。当他们发现大陆或者台湾有更好的发展时，自然会回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很优秀的，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将来发展出来，可是在洋人的地区也不是那么好混的。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的一个同学叫李远哲，他得诺贝尔奖以后，学校停车场特别给他画出一个车位，表示优待他。他停车时被警察干涉，说你是什么人可以在这里停车？他都被歧视。在外国吃这碗饭不是好吃的。（当时）我常常奚落他们，我觉得他们到外国去的人，你们能在台湾念大学，你们晓得你们害了多少人不能在台湾上大学？你们跑了，跑到外国去了。你们有没有回馈给我们？有没有捐点钱？有没有在海外关心我们？关心有个屁用。我骂过这些人。
记者：有人说你一生之中除了女人，最多的就是官司。你似乎是这两方面的受益者。
李敖：先讲女人。我和女人的关系都是很悲惨的。我们成长的过程里，大学女生少，我们又穷，不信教，又不能去教堂，和女人根本没什么机会。后来坐牢那么长时间，我35岁坐牢。在我（坐牢）最后一年，国民党派了一个老师，吴俊才，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宣传部长，到牢里看我，和我聊天说，我出狱以后，大家是不是还这样斗？然后他说，国民党也很可怜，你李敖也要体谅我们，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用日本话和他讲：我上头不恨国民党，但我下头恨。我这么年轻坐牢你不是整我吗。那么长一段时间跟女人都没有关系。我跟女人的关系并不像外面所说。
至于打官司，国民党一位秘书长公开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我）不过是好打（官司）而已，在过程里和他们开玩笑，结果常常是失败者。我认为可能是高估了我这方面的威名。
记者：你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你还记得大陆是个什么样子吗？
李敖：我记得我是在北京的新鲜胡同小学度过的，现在北京还有吗？对大陆的回忆是很古典的，像天桥的把式、城墙。现在北京只剩下了城门楼子了。我上景山的时候，后面有棵树，明朝的（崇祯）皇帝（吊死在那里）。现在这棵树是假的。（我）对北京还充满老式的回忆。
记者：现在香港澳门都回归祖国了，海峡两岸交流越来越方便，你是不是有一天能回到出生的地方来看一看？
李敖：不会的。我现在不会了。古人讲，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我母亲回到北京内务部街的那个老宅，过去我们10口人住在老宅里，我母亲回去后发现里面住了10户人家，变成大杂院了。我母亲一去就哭了。重温旧梦其实是一个错误。过去的就把它存在心里算了。
记者：人生百年，你想过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你？你有没有想过写遗嘱或墓志铭？
李敖：我如果死无葬身之地，哪来的墓志铭呀。我已经把我（将来）的死尸捐给了台湾大学医学院。我死了以后，眼睛也挖出来，如果能给别人用的，都移植给别人。如果不能用就作标本。最后剩下骨头，就吊在台大医学院的骨科。你恨我入骨的话，你可以来看看。所以我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墓志铭。
记者：是新千年了。西方有些人提出“中国威胁论”，也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你怎样看待这些说法？
李敖：我认为21世纪中国人抬头是没问题的。我们自己也表示了不称霸，可是变成个强国应该是没问题的。中国地大物不博，我们以为地大物博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物产赶不上美国的一个加州。其实我们也蛮可怜的。现在发现水也不够喝了，祖国缺乏水源。所以还是需要我们努力。基本面是好的，大气候是好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要重新来调整，前一段我写了篇文章在香港也谈到这一点：政治领袖、政治家的眼光和人民的不一样。
举个例子：美国林肯时代的国务卿叫施华德，当时发生一件事情，俄国皇帝没有钱了，想把阿拉斯加卖出来，一亩地7分美金。阿拉斯加很大，当时需要720万美金，也是大钱，国务卿就把它买下来了。当时美国人都骂他，说你干这蠢事干什么，买那个冰天雪地干什么。他说我们的子孙也许未来有这块地会得到一些好处。什么好处他也搞不清楚。后来发现，20世纪美国和苏联（要是发生）核战争，如果阿拉斯加在苏联手里那可不得了，他打美国根本不需要长程飞弹，短程就可以了。
他（施华德）有眼光，但群众不了解他。我觉得中国也是一样，政治家的眼光应该让人民清楚地知道，免得大家有误会。一胎化就是个例子，（如果）我是个小夫妻，我怎么愿意一胎化呢？我希望生儿育女，两男两女，多子多孙。但这样搞下去，我们的进步就去掉了。所以政府应该让群众清楚地了解困难，党中央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应该在这方面要努力。
记者：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李敖：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说喜欢你们骂我的。台湾就这样，他们查禁我的书，书被禁了96本，办的杂志被查封了多少种。我跟他们干，坐牢就坐了两次。最后现在好了，他们输了，我赢了。他们对我更友好了，再也不敢惹我了。他们的《出版法》都取消了。他们认了，干不过我就算了。现在我还出来玩台湾的选举，把他们骂死，整天骂他们。他们现在还和我捣蛋，我的电视节目前两天他们就是给你播不出来，闹了一个星期。
记者：你现在的发言还有弄不出来的？
李敖：他就是约束你，他的报纸不登你，他的电视台不报道你，使你的力量不能够完整地扩散出来，等于你白费了半天劲。
记者：看起来你总是非常年轻（李敖插话：可是你们有了“伟哥”以后会更年轻），你对《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有什么希望？
李敖：第一要了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委屈，受到很多不公平。哭哭啼啼没出息，你生气呕气也没出息。真正的强者需要埋头苦干。曾国藩有一副对联：“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我认为苦干还是很重要的。苦干等待机会也是很重要的。机会是留给那些苦干的人，苦干的人他有可能得到机会。大家要充实自己等待机会，保持传统理想，当然也要务实，否则就要饿死了。
记者：北京刚下了场一指深的大雪，路上堵车，差点耽误了电话采访你的时间。这些年你去玉山看过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