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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剧照 赵丹饰武训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值得一提：1951年9月，在《武训传》批判如火如茶之际，陈白尘与贾霁合作，写成了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无疑是对《武训传》的另一种方式的“讨论”。在上海待罪的孙瑜听到消息，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允许他执导这部歌颂农民革命领袖的影片。然而，到了北京，“读了宋景诗的资料，我的头感到胀大而又昏眩起来。清朝‘官书’是全部捏造或是部分真实呢？关于宋的‘乞降’和受‘招抚’，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它，但坚称宋景诗是‘假投降’。问题是这一‘假投降’至今仍然是一个大问号。”这个大问号终于把孙瑜压垮了——“一年度过，我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1954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
孙瑜感到疑惑的，难道戏剧家陈白尘没有感觉？难道名导演郑君里没有觉察？而参加调查的人们，尤其是调查记的执笔者——诗人袁水拍、影评家钟惦荣为什么要那样处理史料？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求真的愿望？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战胜了良知的呼唤，克服了内心的疑惑呢？为什么在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拜倒在这个《调查记》的面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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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评论说：“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可惜的是，它可以欺骗某些人于永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是，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夏承枫的
偶然看到一本《现代教育行政》，作者夏承枫。这个名字对于我是陌生的，我随便查了一下手边的几本人物辞典，都没有收录，可见不是太有名的学者。这本书是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作者当时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所以书也列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丛书”的名下。这是一本普通的书，是作者在中央大学的讲义。我看了这本书，有许多感想，主要是书外的联想。
我们今天说到三十年代的学术和教育，一般人都有很深的感慨，因为那是一个学术和教育都有大发展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努力虽然在当时也很平常，但在后人看来，他们是赶上了学术自由的好时代。我不是说那个时代没有毛病，但看那个时代的出版物，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是那么一回事，不像今天，什么都不像。
现代教育行政，听起来也不过就是关于教育管理的一些专业知识。我不知道今天的大学有没有这门专业，不过我想，就是有，可能讲法也不同了。夏承枫的这本书，视野相当开阔，把当时能找到的有关西方现代教育行政的理论和实践，都介绍过来，而且他在介绍的时候，态度是非常诚恳的，他知道中国在这方面不如人家，所以总是以一种求知的心态在看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书中有大量关于西方教育的材料和评价，也有对中国教育制度沿革的清理，大体上可以说是一本中西比较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制度，这本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作者生活的时代，也有它相对固定的意识形态，但作者并没有完全以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评价他所认识到的现代教育理念，这是一本大学里的讲义，但看得出来，作者写作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因为在书中，我们看不出他要努力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平衡的的那种追求，这可能就是过去和现在的最大不同，我们今天的大学教科书，还能看出作者的个性及才情的，实在很少。
中国三十年代的学术繁荣，最重要的就是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它的学术自由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夏承枫的这本书，对于现代大学的理念，代表了那个时 代知识分子的一般认识，他说：“大学的原意本为教者与学者的总会（Universitat Magrotroum et Schoolorium）。大学应以师生共同研究为归宿。实验室、研究所、图书馆等为大学精神所寄。大学的中心在学术，大学生的行动，大学行政方面可不过问。惟如剑桥牛津的学舍制（College）。导师与学生共同生活，要亦为人格感化的良好制度。学会的组织，更足以养成修学和自治精神。今日各国的大学教育，自按时计值的学分制到自由研究的实验室研究所制，自对行为无管理的自由制度到学生军的严格训练，在这两极端中，变化万千，所以高等教育制度的标准，亦颇难有定论。”（第362页）作者没有特别认定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好，但也没有说哪一种大学的管理方式最坏，他提供的是一个选择的视角。他认为：“大学为最高学术机关，应有校政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政府对于大学的管辖，应有其限度。教授治校为近代大学行政的普遍现象。即取集权的法国，近亦取消高等视察员，许大学有相当自由。大学应有完整的教授制，健全的评议机关，俾渐能趋于自治一途。大学以学术为中心，不同的学说在一大学可以并存。大学生以研究为中心，应充分予以自由研究的可能。但大学的自由，亦非可轻易取得，是在大学本身的学术化。中学式的大学，假自由以行，要亦失大学自由的真义。”（第386页）这种对大学的认识，不知道对于今天的教育官员还能不能有一点触动，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行政，也不是从零开始的，几十年前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一本老大学的讲义，一本关于教育行政的讲义，几十年后再看，还有它的价值，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里，还有可取的东西，很难想象，今天大学里的一本教科书，在几十年以后还能给人这样的感觉。
附 记：
上面这则短文是两年前写的，一直没有发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是看到了夏承枫的一本著作。后来又看到一本《国立中央大学图书目录》（1943年印刷，线装一大册）。因为是中央大学自己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对中大教授的著作收罗完备。南京徐雁先生是藏书家。我一向认为宝剑当赠英雄，所以就把这本目录送了徐先生，因为他比我有用。就是在这本目录中，我又看到了夏承枫教授著作的目录，才知道他在中国教育行政研究方面的贡献。说来也巧，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我看新到的《旧书交流信息》，在上面的“转让信息”中突然发现山东一个人要出售一册《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索价220元。因为我想进一步了解夏教授的生平和学术研究，就要了这本书。收到书后才了解当年夏承枫教授在中国 学术界的地位。他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民国二十四年就因病去世了。只活了三十八岁。他去世时，正是罗家伦长主政中央大学，他的丧事办得特别盛大。墓表由罗家伦撰，吴梅书。纪念册近百页，前面有照片多幅，可看出当时丧事的场面。在送挽联和膊金的名单中，可找到当时众多的社会名流和学术界人士，如朱自清、宗白华、杨亮功、何炳松、陈鹤琴等等。
我过去对此类纪念册也多留意，朋友们也送过我几册。此类文本，我个人认为是学术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材料。因为是家属和亲友当时编就，一般说来准确度是很高的，另外从挽联、赙金名单中，可以看出学者的交游。此类纪念册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它所提供的经济史材料。
我们知道红白事中最能看出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此类纪念册一般都有开支明细，从这个明细中可了解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情况。比如从赙金的数额就可以看出交情的深浅和当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本纪念册所列赙金一般为三四块大洋，最少的一块，最多的二十快。比如卢前、杨家骆是夏承枫的亲戚且交情很深，就送了二十块大洋。陈鹤琴、舒新城送了十块。公祭活动中，开销最大的一笔是纪念塔，用了三百块大洋。我在纪念册前边的照片上看到那座纪念塔，真是非常高大，分为塔座和碑身两部分。旁边的题词是：“丰碑屹立，华表千秋”。可以想见其气势。教授一个月的薪金可以办这样的事，是当时经济生活的最好例证。
比较起来在单项开销中，照片一项是相对较高的，用了十九块多。人力和吃饭最便宜。当时夏承枫家可能在一中，他的墓地在南郊，我没有问过南京人这个距离有多远，但照常理推断不会很近。当时几项车力中最多的一项是“十八号早由一中往墓地计卜姚沈三先生及两工人”，用了一块大洋。“市府乐队汽车”用了八块大洋。吃饭也便宜。“工人点心（中饭囚厨房未备改为购烧饼丐食等计十一人），费用一块钱。”“浙东会馆赏号（内有中饭用柴用水等）”用了两块多钱。陈明远先生专门研究过民国时期中国文化人的收入，我也曾留意过当时北大、清华及燕京大学教授的薪俸表，他们的收入一般在三百块大洋左右。再比较夏承枫教授公葬费用的开销，可以想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也反映了当时的贫富差距。这些材料有时候比正规统计年鉴中的数字更生动，也更有真实感。
夏承枫1935年8月23日去世，有二子三女，如果今天还健在，多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
“李启纯’’是梁实秋的笔名吗？
■ 白立平
这一点似乎无庸置疑。在《梁实秋先生手订译著书目》里，就收有《百兽图》《苏联的强迫劳工》《法国共产党真相》三部署名“李启纯’’的作品。余光中的《梁翁传莎翁》一文谈到莎翁全集之外，还说到了“梁翁”翻译《百兽图》的情况，他根本就没有提笔名的问题，《百兽图》似乎无需辩驳地属“梁翁’’的译作。胡百华编的《梁实秋先生简谱》里也记载有《百兽图》《苏联的强迫劳工》《法国共产党真相》三部作品的翻译时间。刘真在纪念梁实秋的一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实秋重然诺，讲道义。今年6月间，他寄了一本第3卷第7期的《联合文学》给我。这一期有胡百华所撰的《梁实秋先生简谱》，实秋在一则谱文旁特别划了红线，意思是要我加以注意。那则谱文是：‘民国46年（丁酉， 1957），五十六岁继续在师大执教英语研究所主任及文学院长，刘真校长卸任时力辞行政兼职。’我看了这则谱文，不禁感慨万端……”如果这段话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看出，梁实秋至少是看过胡百华所撰的《梁实秋先生简谱》。但令人困惑的是，梁实秋本人在名为《｛百兽图）与讽刺文学》的文章里，并没有说这本书是他翻译的，而是说：“此书现有李启纯先生译本，正中书局出版。”俨然是在谈其他人的译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决定去问梁先生之子梁文骐先生。梁文骐先生回答是：“对不起，我不知道‘李启纯’这个笔名。我父亲使用过很多笔名，但我不知道他在翻译作品里用过笔名。…‘李启纯”的译文出版时，梁文骐身在大陆，不知道这个笔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又写信给胡百华先生。胡先生说，梁实秋年表是多年以前编的，或许还有不准确之处，对于梁实秋是否用过“李启纯”这个笔名，他还需要从台湾朋友那里去核实。后来，我又写信给台湾几位学者，但至今杳无音讯。
我并没有善罢甘休。从有关资料了解到，陈之藩与梁实秋有交往，他或许能知道“李启纯’’的底细。一天下午，我看到陈先生正在中文大学翻译系会议室与一位教授饮茶畅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陈先生说，他不清楚“李启纯”这个笔名，但他有把握《百兽图》就是梁实秋翻译的。“您能肯定吗？’’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这个问题对我本人事关重大，我的博士论文谈的是梁实秋的翻译，有很大篇幅说的就是“李启纯”的翻译情况，假如“李启 纯”与梁实秋没什么瓜葛，那么就前功尽弃了。“是他翻译的。”陈先生很肯定地回答道。
但我还是有些纳闷，其他几位台湾学者是真的不知道呢？抑或是知道了不愿回答呢？还有，为什么梁实秋本人也在“李启纯”笔名问题上卖关子，没有大大方方地说“此书现有梁实秋先生译本”呢？我想，这恐怕与署名“李启纯”的译作内容有关系。从我收集的资料来看，“李启纯”的译作只有一篇文章与政治关系不大，这篇文章名为《莎士比亚传略》，但《百兽图》《苏联的强迫劳工》《法国共产党真相》这几部主要作品则有很强的政治性。《百兽图》作者为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英国著名的政治讽刺作家。该书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讽刺小说。《苏联的强迫劳工》一书英文原名是Forced Labor in Soviet Russia，作者为Dallin及Nicolaevsky。该书剖析了苏联的劳工营及流徙制度，抨击了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对强迫劳工的残酷剥削与迫害，追述了苏联强迫劳工的历史，叙述了其由初期的尝试逐渐形成庞大体系的过程，以及当局对待劳工观念的演变。《法国共产党的剖视》考查了法国共产党的情况，该书法文名字为Physioligie 4u Parti muniste Fran．ais，作者为人Rossi（Angelo Tasca，1892~1960）。梁实秋是根据Willmoore Kendall（1909…1967）的英译A munist Party in Action：an Account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in France转译的。
“李启纯”翻译的这三部作品的时间和地点是在五十年代的台湾，当时的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反共抗俄”的政策，国立编译馆的编译活动自然不能偏离这一方针，可以说，“李启纯”的这几部译作是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梁实秋并不喜欢在编译馆的工作，身为馆长不到一年，便毅然辞职。他在《槐园梦忆》里回忆道：“编译馆原是由杭立武部长兼馆长，馆址由洛阳街迁到浦城街，人员渐多，业务渐繁，杭先生不暇兼顾，要我代理，于是馆长一职我代理了九个多月。文书鞅掌，非我素习，而人事应付尤为困扰。接事之后，大大小小的机关首长折简邀宴，饮食征逐，虚糜公币。有一次在宴会里，一位多年老友拍肩笑着说道：‘你现在是杭立武的人了！’我生平独来独往不向任何人低头，所以栖栖皇皇一至于斯，如今无端受人讥评，真乃奇耻大辱……此时政府改组，杭先生去职，我正好让贤，于是从此脱离了编译馆，专任师大教职。”梁实秋是一位新人文主义者及自由主义者，他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极为珍视；另一方面，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决反对文艺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几部作品的翻译，很有可能是执行政府下达的任务而进行的。这几部作品自然会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这与梁实秋的文学主张有一定的矛盾。他翻译时，可能担心翻译这些作品会“玷污”他的声誉，而没有使用真名。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梁实秋矛盾的心理，也看到了意识形态与文学及翻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先锋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必要的妥协
■ 贾晓伟
对于斯特拉文斯基这位以先锋面目出现、毕生却凭折衷主义态度作曲的大师而言，他如何为自己有限度的先锋作一番辩护，应该是引人兴趣的话题。由于他对现代音乐的广泛影响与贡献，人们的兴趣又极易忽略他与古典音乐所代表的过去世界的关系，关注他试图突破古典的现代性一面。《斯特拉文斯基访谈录》这部书同样没有超出这一思路——作者罗伯特·克拉夫特（美国指挥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助手）与斯特拉文斯基之间的对话，侧重于斯特拉文斯基个人的创作风格、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就斯特拉文斯基与古典音乐世界的关系进行探讨。斯特拉文斯基在《一个80岁人的遐想》中说：“我是生不逢时。就气质和爱好来说我本应当像巴赫一样（尽管是另一种规模）去过一种默默无闻的生活并为业已确定的目标为上帝定期地创作。”他原本想“默默无闻”，“为上帝定期地创作”，但时代的眼睛看见的是他先锋冠冕上的反叛铭文，人们不想了解冠冕里另一顶与先锋无关的谦卑与畏惧的帽子。斯特拉文斯基这番让人惊讶的话究竟是发自内心深处，还是对先锋们过多出没的的时代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