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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鲁迅先生的《呐喊》，出版快半年了。听说买的人虽然很多，但批评的却未见十分踊跃。就是那些以中国将来的批评家自命的人，也还没有什么动静。或者被鲁迅先生的好文章罩住而说不出话了罢，至少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虽然不想批评，总还想抬起头来问一问与我一般的读者，《呐喊》当中你最欢喜的是那一篇。据我平常的考察，十人中有九人是喜欢《阿Q正传》的。我自然也是佩服《阿Q正传》之一人，但我仍不改从前的态度，觉得《药》这一篇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有一位很研究文学的先生，却没有懂得《药》的好处。我于是知道一般人所以放过《药》而不留意的缘故了。你要吃群众的肉，群众便为你祝福；你要为群众求福，群众便吃你的肉。这是人类的大悲剧，大概一辈子没有明白的日子的了。文学上描写这一点的也有过好几回，例如屠尔格涅夫的《工人和白手的人》，而鲁迅先生的《药》这一篇尤其是带了中国人的特色的。鲁迅先生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尤其对于中国，似乎都很悲观。他在序文里说，《药》的后面无端加上一个花圈，不是他自己的本意。大概他以为人们还要一辈子发昏下去，革命元勋的坟上是决不会有人去放花圈的。但我曾经对于他抗过议，说我们做学生的时代确到女革命党瑾儿的棺旁去凭吊过的，虽然过了几日被她的党人搬运到湖南去了。不过人们对于已死的元勋虽知虚伪的崇敬，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元勋，却杀戮的比从前更甚。所以《药》有永远的价值，也是人们永远说不出的悲剧。
《药》对于我的印象如此，但未必人人都喜欢《药》。所以我说不必人人都有批评，只要各人说出所以喜欢那一篇之故，也是极有意义的事。对于这些地方，著者的意见有时候可以与读者的完全不同。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那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了外国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的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
三
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予准许的原因闻有数端。
一，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子选读《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我说，《狂人日记》末了明明写着“救救孩子”，那么至少要有孩子的人才有看《狂人日记》的资格，孩子自身何必看他。
二，他说《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他说中国人现在应该赶紧读外国作品。郑振铎是已经投降了群众了，说译作至少要做到“看得懂”，其实“看得懂”的定义很难下，凡看不懂译作的人大概是一辈子看不懂的，不看可也，硬看亦可也，去牵就他做什么！他的译作《工人绥惠略夫》，他的译作《桃色的云》，他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都是极好的作品，但听说可怜都只销了数百部。
《呐喊》的再版闻已付印，三版大概是绝无希望的了。
注释
本文原刊于《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刊载时作者署名为“曾秋士”。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的小说（1）
孙伏园
读中国历史到民国阶段必须用另一副眼光，写中国历史到民国阶段必须用另一种笔调。从前的“中国”是对“四夷”而言，居“天下”之中，是天下的首都。到了“民国”，“中”字渐渐专名化，只是一个国名而已，失去“居天下之中”的原义了。同时中国人也以世界各国之一的国民自居。对于“天下”与“四夷”的轻视与“无知识”的态度逐渐改变，而对于世界其他各国的事物存着求知的欲望与比较的眼光了。
中国通史如此，任何部门的专史都如此。鲁迅先生以前的中国小说史是“中国”的小说史，鲁迅先生以后的中国小说史是“新中国”的小说史。鲁迅先生以后的小说，和以前的中国小说太不同了。所以在小说之国，鲁迅先生实为“国父”。鲁迅先生著中国小说史，起于神话与传说，而讫于清末的谴责小说。中国的小说，已成一完整的段落。自鲁迅先生以后，另起一新局面，是新中国的小说史了。
一
鲁迅先生的小说，充满着伟大的同情。这伟大的同情，可以说是鲁迅先生小说内容的全部。
鲁迅先生创作生活的开始已在中年以后，他在《呐喊》的自序里说：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蓦然一看，对于“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呐喊几声，也就是鲁迅先生“伟大的同情”的一部分；但在事实上，他的同情的伟大，决不是这样的小范围所能解释得了的。
我用“伟大的同情”这个名词，意义上包含着“强烈的正义感”，也包含着“真实的革命性”。这三个名词所指的几乎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无论是强烈的正义感也好，真实的革命性也好，或者说是伟大的同情也好，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受苦的人们。正义感是为他们不平，革命性是为他们奋斗，伟大的同情是完全给予他们的。
鲁迅先生中年以前，曾在“寂寞里奔驰”，而中年以后，却只“不免呐喊几声”。这“奔驰”与“呐喊”之间，到底有多少距离呢？据我的看法，方式虽然不同，本质是一样的。奔驰的方式是行动，呐喊的方式是文艺，而本质都是伟大的同情。
我们看《长明灯》里的“他”和《狂人日记》里的“我”两个主人翁。这两篇是象征性的小说，主人翁“他”和“我”都是“狂人”和“疯子”，象征着革命者，也就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
《长明灯》里的革命对象是吉光屯的村庙里那盏从梁武帝时代点起来永未熄灭的长明灯。而《狂人日记》里的革命对象是古久先生的那本陈年流水簿子。这一灯一簿所象征着的都是数千年来的旧礼教。这旧礼教产生于封建时代的思想体系，但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方式永远停滞在农业社会里，而且因为四面有大山大海与沙漠而少有与其他民族的商业关系与交通机会，内部各民族永远有间歇不断的战争而政权永远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少数统治阶级不但要利用而且更加强这一个从封建社会思想体系中产生出来的旧礼教，结果旧礼教的内容越来越繁复而机构越来越致密，使在它底下受重压的大多数苦人们永远翻不过身来。更想稍微动一动的都被认为“狂人”或“疯子”。
《长明灯》里疯子说：“叫老黑开门，就因为那一盏灯必须吹熄。你看，三头六臂的蓝脸，三只眼睛，长帽，半个的头，牛头和猪牙齿，都应该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
但是《长明灯》里那一群被旧礼教压得贴贴服服的人们，如方期，阔亭，方头，庄七光，三角脸，郭老娃等等，像要围剿大盗似的，想尽了种种方法，要来除灭这一个“疯子”，以免他要吹熄长明灯这一个不幸事件的实现。
除灭他的方法，在《长明灯》里有详尽的讨论，一个最厉害的是阔亭说的；“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吓！”
但是里面有矛盾：“那怎么行？那怎么行？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靶子的吗？”
第二个较温和的方法也是阔亭说的：“除掉他，算什么一回事。他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造庙的时候，他的祖宗就捐过钱，现在他却要来吹熄长明灯，这不是不肖子孙？我们上县去，送他忤逆！”
但是里面也有矛盾：“不成。要送忤逆，须是他的父母，母舅……”“可惜他只有一个伯父。”
笫三个方法最特别，是一位茶馆子里的“主人兼工人”灰五婶说的：“我想：还不如用老法子骗他一骗，……他不是先就发过一回疯么？和现在一模一样。那时他的父亲还在，骗了他一骗，就治好了。……他那时也还年青哩，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听说，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他就害怕了，硬不拜，跑了出来，从此便有些怪。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他说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大约那是邪祟附了体，怕见正路神道了。要是我们，会怕见社老爷么？……好，他后来就自己闯进去，要去吹。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不肯将他锁起来。呵，后来不是全屯动了公愤，和他老子去吵了么？可是，没有办法——幸亏我家的死鬼（原注：称她的亡夫）那时还在，想了一个办法：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地，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
“骗”是缓和革命的一条最巧妙，最毒辣，最有效的方法。革命史上不知遭逢了多少次“骗”。等到真正骗不住了，革命才真正爆发了。灰五婶的这条她那死鬼的妙计，终于没有被采用，采用了一定可以缓和一时的。
第四个方法是终于被采用的，就是禁闭。他的伯父四爷接收了朋友的劝告以后说：“我是天天盼他好起来，可是他总不好。也不是不好，是他自己不要好。无法可想，就照这位所说似的关起来，免得害人，出他父亲的丑，也许倒反好，倒是对得起他父亲……。”地点决定就在庙里，阔亭说：“进大门的西边那一间就空着，又只有一个小方窗，粗木直栅的，决计挖不开。好极了！”疯子关了进去，“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而疯子则在里面嚷着：“我放火！”
作者的伟大的同情寄与那被绿莹莹的灯光所照射的大多数苦人，和主张吹熄这长明灯以消灭蝗虫和猪瘟的“疯子”。
《狂人日记》里的“我”与《长明灯》里的“他”是一个类型；一个要想吹熄长明灯没有成功，一个却“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于是拥护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一群可怜人，想尽办法与“狂人”为敌；“狂人”说：“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把这群人压得服服贴贴喘不过气来了。
有一个人想喘一口气，认他为雠仇，要关他，杀他，吃他了，何况他竟踹了它一脚呢？
作者的伟大同情寄与那被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压得服服贴贴的大多数可怜人，描出他们可怜的形相，说明革命者并不要与他们为仇，只是与旧礼教为仇，而要把可怜的大多数人从旧礼教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而这被可怜的大多数人视为“狂人”的革命者，试细绎他的言辞，像《狂人日记》中的“我”所说的，和《长明灯》中的“他”所说的，岂不是朴实近理，并没有大多数人们认为“疯狂”的成分在内？
鲁迅先生对于“变态心理”很有研究，而且继续不断的研究着。他常说：“我的小说里常常要出疯子！”现在细细计算起来，除《狂人日记》里的“我”与《长明灯》里的“他”以外，如《白光》中的陈士成，《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心理变态的人物。本来心理的病态，与生理的病态一样，正常与不正常只是程度的不同。在一个超卓的天才看来，一般人的言动大都是不正常的；而在一般人看来，这位超卓的天才倒反成为疯子了。鲁迅先生描写心理不正常的人物，都是入情入理，丝毫没有勉强，最重要的是把作者伟大的同情与他们，同时也寄与嘲讽他们为“疯狂”的大多数可怜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的小说（2）
伟大的同情是鲁迅先生小说的骨干。几乎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他的伟大的同情的热流灌溉着，冲刷着，滋养着。例如《离婚》里面的爱姑，一个乡村间的青年女子，因为丈夫有了外宅，毫无理由地把她休了，她虽然也立志反抗，奋斗挣扎了两年有余，终于对方使了一点小技，得了九十元代价以后轻轻易易的允许离婚了。
又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一个小城市间以手工度日的青年寡妇，把整个未来的命运寄托在那三岁的独子，不幸独子病死了，自起病直至死后，单四嫂子使尽了她那爱的全力，但是四面无一人对她同情，反之只有人使尽方法对她欺负与剥削。
再如《孔乙己》与《孤独者》里的主角，一个是为人佣书不得温饱的知识分子，一个是慷慨豪迈不随流俗的知识分子，因为都不愿意谄富贵，骄贫贱，贴贴服服地受旧礼教的压迫，于是只有“死”是他们唯一去路。他们东受一次折磨，西受一次折磨，几次折磨以后，便活活地折磨死了。
以上共举了八篇，作者的伟大的同情，强烈的正义感，真实的革命性，寄与篇中的主人翁，寄与篇中的一切人物，都是很明显的。现在我还要举一篇《药》，它的主人翁瑜儿，他和《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的主人翁都不同，和上举其他六篇的主人翁所遭受的同样压迫，他有《狂人日记》与《长明灯》主人翁同样自觉的和反抗的思想，但是他以行动来实现了。
他的行动所得到的酬报，决不是《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的主人翁所得到的酬报所能比拟的了。“狂人”虽在日记上写着要被吃，但始终没有被吃；“疯子”虽然被建议“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但始终没有被打死。《药》的主人翁瑜儿所得到的酬报真是厚重的：
一，被认为“疯子”，这与《狂人日记》及《长明灯》的主人翁是一样的。
二，被禁闭。这与那两个主人翁也是一样的。
三，被打。这却比那两个主人翁所得到的厚重得多了。康大叔叙述瑜儿被狱卒所打的一段故事道：“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听完这一段后，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的了。”
四，被杀。这是两个主人翁所恐惧而始终未实现的，瑜儿却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得到这个，以为“疯子”所应得到的酬报也尽够了，万不料还没有够，竟要加上第五项！
五，被吃。《狂人日记》里说了许多次“吃人”，但始终没有吃到“狂人”头上来，瑜儿却不折不扣的被吃了。
鲁迅先生用了上列的五项来说明一个革命的先知先觉者所身受的苦难。这些苦难是谁给他的呢？他们正是和他同国家同民族而且和他无仇无怨的大多数人们。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苦难给他呢？因为他们愚蠢，他们受旧礼教的重压，年深月久，积非成是，生活得服服贴贴，根本不知道解放为何物，也根本不承认解放的可能，自然根本没有梦想到天下竟有人甘心牺牲自己的一切为谋大多数人的解放而革命的事了。他们虽然和他无仇无怨，但是他竟要动摇他们服服贴贴的生活，他们于是要以上列五项办法对付他。
在表面上看，鲁迅先生用尽力是描写革命者的苦难，以反映大多数人们的愚蠢，伟大的同情似乎专注在革命者一方面。但是实际上，作者对于大多数受旧礼教重压的人们，只是客观地描写他们的愚蠢，并没有从心底里发出愤怒，憎恶，疾恨的情感。反之，他的伟大的同情，决没有因为他们的愚蠢而减少了分享的权利，也就是说，决没有因为他们的愚蠢而贬损了他的同情的伟大。
二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容有如上述。伟大的同情是骨干；除了伟大的同情，也可以说是强烈的正义感、真实的革命性以外，更没有什么其他次要的内容。
这样朴质，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