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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很小又很大，很容易写又很难写好。它容不得废话和空洞无物，应付写不
出随笔，感觉不新鲜、思想苍白写不成随笔。
随笔其实一点也不“随和”，它锻炼作者，锻炼感觉，锻炼文学，锻炼智慧—
—基于此，它才受到读者和作者的喜欢。
20。文学应有崇高的精神走向——“伤文学”和“商文学”琐谈
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商品经济，使物质世界无止境地膨胀。强大的物质主义诱惑
着每一个人，也包括作家——无情地摧毁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想。
甚至对文学的“精义”提出挑战——到底何为文学？
文学永恒的磁力正在减弱。永恒——不再像其渴望者所憧憬的那么有永恒的魅
力。追求永恒的文学，就需怀有“文学史情结”、“走向世界情结”、“诺贝尔情
结”等等。
偏偏又力不从心，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局限，老是离着“大师级”还差一格，
累吐了血也上不去。心思不出则是无才，笔墨畏缩则是无胆，不能取舍则是无识，
不能自成一家则是无力——叶燮当年的指摘，正可以用来形容今天的一种文学现象。
“才不遗，强恩之；力不胜，强举之，伤也”——当今文学不正可称为“伤文
学”吗？
环顾当代纯文学高地，死得死，走得走，有的受了内伤，有的受了外伤。
当然也还有相当多的人在挺立着。而且只要文学存在就永远不会缺少这样的勇
士！勇士受了伤，还是勇士。
“伤文学”伤在何处呢？
主题贫弱，气象沉闷，已无力面对所应表现的世界。无力占领现实，只能被现
实所占领。把握不了生活深厚鲜活的灵魂，被明显现实的五彩缤纷、变化莫测所迷
惑、所窘困。没有力量或没有静心去观察思索隐藏的现实——即精神现实。比如：
人人都想赚钱，并不说明当代人失去了精神需求，也许正是一种精神饥渴的表现。
因此，大多数作品变成了廉价的快餐食品。
文学只能听任其它门类的商品文化占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空间，却无力拓展应
该属于自己的精神层面，因而日见神穷。
思想苍白，用藻饰、矫情来弥补，靠小聪明，写“小点子”，巧慧适用。
尽管多有试验，但过后很容易被人忘记。花样迭出的创新和突破，既未坚持下
去，又没有引出大气象的创造和文坛整体规模的突破。
既不能拥有大众，又缺乏一种崇高的精神走向。能说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的就算好作品，许多作品连这个标准也达不到。更不可能说出“生活应该怎样”和
“有理性的最高表达”。
尽管到处都在发奖，除去获奖者和发奖者以及有关人员——诸如拉广告、拿回
扣的人有程度不同的兴奋外，还有多少其它的人在关心它？
文学正在由“人学”变成“文人学”。由虚入虚，由空到空。
却愈发远离了那种大超越的可能。多少年来千呼万唤，那种不同凡响的杰出性，
那种代表一个时代高度的具有雄大的气势、强大的个性的辉煌的史诗，却始终出不
来。而且连呼唤声也愈来愈弱了。
当代文学莫非真的到了这一代人难以跨越的疆界？于是便转而追求实惠，追求
得宠，趋时随风——出现了“商文学”。
关于“商文学”不必多说，唯商品市场的马首是瞻，附庸于社会时尚。
商品意识极强的现代人对这一点不难理解。
因此，作家也就难得再玩得了文学——“玩文学”的口号已不再时髦。
倒是全民闹市场，市场玩文学，文学玩作家。玩熟了，玩油了，也就容易玩浅
了，玩俗了。
“商文学”使在纯文学的小道上拥挤的人减少了。
孤独——这个所谓作家“最牢靠的世界”，也正在失去。同时失去的还有平静
的自信。
要保持自己的精神不发生倒错现象是难得的。其实人身上有无穷的潜力，意识
更具有超越力，只要保持一种自主的态度，一种守得住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世界会
向你靠拢。
但是，中国人能把什么都搞成一场运动，“来了运动怕运动，不搞运动不会动”。
运动又培养了人们喜欢拥挤和赶大潮的习性。有了“下海”的自由，就忽视了不
“下海”的自由；认为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却不知道作家还应该有不说话的自
由。读者和历史评判一个作家，不仅看他写了些什么，还看他不写什么。正如人们
只知道没有钱不行，却不知道金钱“病”不能得，得了这种“病”也是不能治的。
目前正是这一“伤”一“商”支持着文坛。
当然这只是笼而统之的一说。或者还有不“伤”不“商”的，亦“伤”亦“商”
的，先“伤”后“商”的，先“商”后“伤”的总之，文学加快了筛选。
却不必为文学的前途担忧。无论“伤”也罢，“商”也罢，都不能使文学消亡
——我对这一点坚信不移。
1。关于我这张脸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持小姐，有一次问我：“作家的脸都像你这样没
有笑容，严肃得令人可畏吗？”提出这问题的已经不止一个人了。当我不足20 岁，
还是海军制图学校学员的时候，有些上尉、中尉军官，尤其是女教员，对我都有点
发怵。我的功课好，又是班主席，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但他们又不肯放过我这
张不喜欢笑的脸，期末作鉴定的时候便给我写上：“自信趋于骄傲。”这算很客气
了。
我每到一地，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不好接近”、“骄傲自满”、“很可能
是个杠头”。
这就是我的悲哀。都是由于这张脸造成的。
这张脸吓退了一些人，无声地拒绝了一些，丢失了一些，也招来了一些不必要
的非议甚至麻烦。但也得到一些，比如：清静。
其实，我自认为很谦虚，很厚道，很善良，也不是全无温柔。
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对别人“以脸取我”甚不以为然。相反我对自己的脸倒
相当满意。这是父母给的，如果另外再换一张脸，我肯定不要！它虽然不能说很漂
亮，但也不丑，无非线条硬了一点，脂肪少了一点，却是一张名副其实的男人脸。
尽管在有些人看来这张脸有点冷涩，难读，不潇洒，不畅销，似乎能拒人于千
里之外；或者还让人觉得活得累，活得苦，活得沉郁；甚至是“玩深沉”，“玩痛
苦”，可我的心里并不缺少阳光。我感受过痛苦，但喜欢快乐和得到的快乐，也不
比一般人差。
因此，我觉得自己这张脸证明了我活得真实，活得自然。脸是自己的，并不是
专为别人生的。
笑，更多的是一种技巧，笑是给别人看的，或是被别人逗笑。如果一个人经常
独自发笑，那叫傻笑，或者精神有毛病。笑可以装出来，所以才有冷笑、奸笑、阴
笑、假笑、苦笑、皮笑内不笑。
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世界，并不以笑为主。相反人一生下来就哭，死的时候还
要哭。中间这一段哭哭笑笑，不哭不笑，以不哭不笑为主。笑可以装出来，哭是装
不出来的，不动真情难以浇泪。所以中国词典里不设“冷哭”、“奸哭”、“假哭”、
“皮哭肉不哭”这样的条目。也许有人说，生活里有假哭，比如农村的吊孝，光
“哈哈”没有眼泪。那不叫哭，那叫“干嚎”，或者叫“哭唱”。
一个人的脸和心有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脸丑心不一定恶毒，脸美人不一定善良。
也有一致的时候，当他不需要做表情给别人看，最真实自然的时候，脸就是“心灵
的肖像”。
如此说来，我这张脸倒成了“初级阶段”的标准表情，也符合“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古训。
其实不是脸的问题，是我这个人在生活中缺乏舞台感。半个世纪坎坷阅历居然
没有把这张脸雕刻成见人三分笑的模样，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为自己的脸感到
欣慰。
要脸还是要这样的脸。
2。面对收割
在我为出版《蒋子龙文集》整理自己的作品时，突然感到我正面对着的是一次
人生的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欠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
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后来能成为作
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
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
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放逐到文学
这个活火山岛上来了。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关心它的文学。
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
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的滋味，也知道被报纸一版接
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
解，连我本人也觉不可恩议，翻开不久前出版的《蒋子龙文集》，每一卷中都有相
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
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部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
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文学？还是文学拖
累了我？
这就是我以及文学无法脱离的时代。
说来也怪，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像狗一样在追赶着我，我稍有懈怠，后
面又响起了狂吠声，只好站起来又跑。没完没了地“争议”，竟增强了我对自己小
说的自信心，知道了笔墨的分量，对文学有了敬意。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丢失的了，
在创作上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当一个人经常被激怒、被批评所刺激，他的风格
自然就偏于沉重和强硬，色彩过浓。经历过被批判的孤独，更觉活出了味道，写出
了味道。我的文学结构并非子虚乌有的东西，它向现实提供了另一种形式。
当然，我也获得过许多奖励。其实批评和奖励都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东西，它最
大的功能是督促我去追求一种更强有力的叙事方法。
无论读者怎样评价我的作品，它都是我的别传，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一个投影。
我唯一能说的是对得住自己的责任和真诚。经历了争争斗斗，七批八判，如同庄稼
经历了自然界的干旱、雨涝、风沙、霜冻、冰雹，仍然有所收获，仍然保留了一份
坦诚，一份自然，人格文格仍然健全，我忽然又生出了几分欣慰。
艺术说到底，还不就是求真、存真嘛。
面对自己，发现这十几年来对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二个阶
段。
从1979 年到1983 年算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写得积极严肃，快而多，我的
大部分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阶段写的。写了以《开拓者》、《拜年》为
代表的一批工业社会领导层里的人物和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代表的年轻人。往
往这一篇还没有被“批深批透”，我的新作又出来了，使某些人批不胜批。这个时
期我的情感以忧、思、愤为主，文学的责任承载着现实的严峻，视真诚为创作的生
命。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
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
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
驭文学。
自1984 年至1989 年，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文学不应该以题材划
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局限。这个时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
“饥饿综合症系列小说”。这个时期的情感和创作基调是沉静，沉静中有反思有热
望。冷静地观察和思索，并未使我脱离现实，相反倒更重视文学的现实品格了。冲
出工业题材的束缚，对工业社会的熟悉更有助于我探索和表现工业人生。我的文学
天地开阔了，能够限制我的东西在减少，创作的自由度在增长。
——这个阶段对我是至关紧要的。走出了自己的阴影，也走出了别人的阴影。
这很难，但很值得，没有这个阶段的变化就不会有今天的“收割”。
我想人的所谓的“昙花一现”（像昙花那样烈烈轰轰、辉煌灿烂地一现也很了
不起，不应该受到嘲讽，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就是不能突破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
格和题材的局限，从始至终都是“一段作家”。
自1990 年以后，我不再跟文学较劲，不想驾驭文学，而是心甘情愿、舒展自
如地被文学所驾驭。超脱批判，悟透悲苦，悟出了欢乐，笑对责难和褒奖，写自己
想写的东西。自觉正在接近文学的成熟期，进入创作的最佳阶段，各方面的准备都
做得差不多了。
这次“收割”实际是在我的播种期进行的，它只占了我很少的一点精力，并不
影响正常的耕作。况且，收割后的土地会渴望着新的播种。
春种秋收，乐此不疲。
3。雇佣自己
有一次我得了病毒性感冒，发烧至摄氏39。2 度，后来体温降至38。1 度。
便坐到案前写这篇短文——并不是说这篇短文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只是以前
答应了编辑，但一拖再拖，如今发稿在即，不能食言。其实这也不是我带病伏案的
理由。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有存稿，决不会对一个高烧病人穷追不舍。
发高烧就是拒绝一切工作的最好理由。
但我被自己雇佣了，这就毫无办法。被别人雇佣可以偷懒耍滑，可以请病假，
被自己雇佣就只有拼命干了。
什么叫转换机制？什么叫转换观念？中国人很容易把一句严肃的口号变成一种
人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套话，忽略了这两个转换所包含的利害。
以前，每个中国人的后面是国家，现在许多人的后面不再是国家，而是老板，
还有一部分人的后面只有自己。即使后面有老板，也不可能像以前依靠国家那样。
可见不只是作家，中国有更多的人被自己雇佣了。
被自己雇佣，动力不一样，积极性大不同，许多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富
豪、大亨，就是善于雇佣自己取得成功的——发明这句话的丘吉尔就是雇佣自己非
常成功的典型。
那个星期，一位外地编辑在晚上8 点钟风尘仆仆闯到我家，恳求我放弃晚上看
电视的时间为他写一篇散文。我问他吃过饭没有，住在哪里，要帮忙吗？他不让我
帮忙，我心里不安，唯有认真地赶稿子。第二天早晨9 点钟他准时来取稿，我问他
昨天夜晚住在哪里？他说住在医院里，一天一个床位只要5 元，要了点治感冒的药
1 元多，总共没花7 块钱；这个价钱连马车店都住不上。而且床单是新的，安全可
靠，夜里不必担心会有莫名其妙的女人打电话来骚扰，更不会有警察半夜三更来查
房。有这样的编辑，他的刊物不可能办不好。
这是另一种忠诚，表面上是为别人打工，却视作为自己打工。香港一个打工者
为此也成了几十亿元的富翁。
既然叫雇佣自己，就不可否认经济的力量。人类发展经济是为了充分满足自己
的欲望，经济越发达，生活中的诱惑就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疯狂雇佣自己，
变成挣钱机器，消费动物。黑格尔提出的“争取被承认的斗争”，变成一种挣钱的
斗争，有钱就被承认，没有钱想被承认就难。所以雇佣自己，别出卖自己，把“雇
佣”变为“最优秀者的劳累”。
4。承受尴尬
爆竹滚锅，烟雾如糨粥，一层层一团团把城市糊住、蒙紧。火药渣子像流沙一
样随着气流飞旋，从门窗和阳台上倾泻进来。世界在爆炸——这才是中国式的过年！
这是1987 年的除夕之夜或者说这正是1988 年的农历新年来临之即。天地间
弥漫着同一种气味。借龙年的吉祥正可腾云驾雾，做种种如意的多采的冥想、狂想、
幻想、理想。我却只有一堆杂乱的真实的回想。连瞎想的勇气和情致都没有。也许
生活太实际了，不能给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