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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艺术-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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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担任多重角色,自编、自演、自弹、自唱等,歌曲表达了他们的感受,包括思考、探索、创意和喜怒哀乐,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代表性,极易引起听众共鸣;而交响乐队演奏的曲目,从巴洛克时代到印象派,尤以维也纳古典风格及浪漫派时期的作品(包括民族乐派)为多,也就是说是近三百年西洋的经典作品,而且其中很多曲目反复地演奏,已无新意,又有时代隔阂,只能纯粹地欣赏。其二,前者旋律感、节奏感强,通俗易懂,主题表达简明直白,听众一听就懂;后者结构繁复、各声部交织错落、表现手法多样,没有一定的音乐基础一般难以解读。其三,是演出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在交响乐演出时,尤其是演奏一些古典名曲,乐章中间绝不允许鼓掌,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样的阳春白雪,全曲长达七十多分钟,听众一直正襟危坐、静静聆听,实在是难为他们,若是修养、耐力不够还真受不了这份“煎熬”;而流行音乐则完全打破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界限,演员既演唱,又不遗余力地边舞动,边煽情,使听众来到表演现场已经不是仅仅为欣赏歌手的演唱,更是抒发,宣泄自己的情绪。听众与歌手遥相呼应,随着歌手热情奔放、无拘无束、载歌载舞、淋漓尽致的表现,观者也不能自已,随之尽情呼喊、蹦跳、忘乎所以,形成一波一波澎湃翻涌的浪潮。我在美国曾参加过类似的摇滚音乐会,被这蔚为壮观的场面所感动,触动颇深。    
    然而,流行音乐虽然后来居上,交响乐仍牢据一隅,不可撼动。她之所以能应对各种挑战,历经三百年而魅力犹存,至今仍活跃在世界各地舞台上,也自有道理。如果说流行音乐是凸显个性、流行于大众市井的时尚艺术,那么交响乐作品就是珍藏在艺术殿堂,永放异彩的无价瑰宝。    
    就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感受而言,交响乐不仅通过各个不同声部的相互映衬、各种乐器独特音色的融汇,以及不同旋律线条的交错并进,交织成一幅由音符描绘的立体画面,而且以巴赫为代表的巴洛克时代音乐大师们通过高超技术手段的运用,将音乐创作推上巅峰,充分显示出人类的智慧。从巴赫的24个大小调的前奏曲与赋格,到浪漫时期肖邦所写的24个大小调前奏曲,再到前苏联的作曲大师肖斯塔克维奇的24个大小调前奏曲,前后相距两个多世纪,虽民族、地域、风格迥然不同,但在创作上所采用的高明洗炼的手法,及鲜明生动音乐形象的内在精神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高深精湛的作曲技巧不仅更丰富地表现了音乐内涵,单就技巧本身,也是极具魅力和挑战意义的。除此之外,不管是巴洛克时期的亨德尔、多米尼科?斯科拉蒂,还是古典乐派的集大成者贝多芬,以及印象派的德彪西、拉威尔等等,用以表达艺术境界的技术手段都是极其高超的。相形之下,在交响音乐的厚重与丰富面前,流行音乐就显得相对浅显而直白,而且在技术上也简单得多。    
    当然,音乐表现绝不仅仅是技术的高低,交响乐的魅力还在于来自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没有一首交响乐不是作者缜密思考、激情创作的结果,那些源于作者写作历史背景下的各种观点,对社会、人生的思索以及哲学思想,构成了交响乐丰富的知识性和深邃的哲理性。    
    比如,大家熟悉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是一首与命运抗争的名曲,反映了贝多芬在遭受耳聋、失恋等命运的打击之下,甚至写了海林根施塔特遗嘱后,不甘沉沦的心情。表现了他要重新振作起来,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决心,以及只有靠斗争才能战胜黑暗和困难、走向光明的哲学思想。而在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末乐章《欢乐颂》中,作曲家通过诗人席勒的诗句,表达出其奋斗终生的崇高目标——亿万人民和谐共处,世界大同,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自由、民主、博爱的人文主义思想。    
    法国浪漫派音乐家柏辽兹(18031869)曾写了一部《幻想交响曲》(一个艺术家的一生)。表面上是描述一个艺术家在吞食了鸦片之后的种种幻觉,实际是通过音乐来表现了一个人的一生:一个艺术家从12岁初恋到20岁狂热的单相思,以及由此激发出的创作激情和灵感。柏辽兹以此记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情和状况,通篇听罢,宛如读了一部小说。    
    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柴科夫斯基(1840—1893)的第六交响曲(《悲怆》),写于他去世的前一年,并在临终前两个多月亲自指挥首演。这部作品被作者评价为“生平从没有这样满足、骄傲、快乐过,因为我写了一部好作品”。 “我自己以为它是最好的,特别是胸襟最开朗的一部作品,我爱它,对其他任何一部作品创作,从来没有这样爱过。”那么,在这部作品中,柴科夫斯基展示了何种胸襟呢?整部作品笼罩着一种心神不安、躁动甚至神经质的心绪,时而甜蜜,时而痛苦,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生活的缩影结婚不到一个月即离家出走,因精神失常被送入医院,支持他长达14年的经济赞助人梅克夫人突然与他断交,以及不同常人的性爱取向和不被人理解等,都给他一生蒙上了忧郁和绝望的阴影……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他的音乐中。到了末乐章,简直就是一首安魂曲,最后的长音渐弱到pppp(通常作品只用两个p,最多三个),其悲怆情绪可想而知。柴科夫斯基是在籍此来告别人生,他用音乐写下一封充满悲情的遗书。    
    不管是交响乐还是流行音乐,都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讲述和表达思想、情绪,如果说流行音乐如同一首首撩人心弦的小诗,那么交响乐就像是一本本耐人寻味的图书。诗短小精炼,而书要一页页翻阅,才能善解其意。只有很好地了解交响乐的音乐语言,了解她的历史背景及作者的创作意图,熟悉相关的政治、宗教、哲学、地理等知识,才能更好地解读和欣赏。     
    其实,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也并非是对立和互不相容的,在一些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相互借鉴、相得益彰的踪影。美国作曲家格什温(18981937)的代表作管弦乐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在强烈的爵士乐风格节奏伴奏下,由小号奏出迷人的美国黑人布鲁斯音调,那勾人魂魄的旋律刻画出这个在巴黎的美国人的思乡情绪。而从他25岁时所写的成名曲钢琴与乐队的《蓝色狂想曲》(也叫《布鲁斯狂想曲》)中,我们可以从名字上联想到它的风格,这首揉进了大量爵士乐风格的管弦乐曲,在严肃音乐的殿堂卡内基音乐厅里演奏时,受到了美国各阶层的热烈欢迎,它被美国人称为“我们自己的交响乐”。的确,古典交响乐与爵士乐风格的巧妙结合,形成了美国独特的严肃音乐风格。    
    提到摇滚乐,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声嘶力竭的喊唱及剧烈的身体舞动等等,其实摇滚乐中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我曾听过一种叫做“巴洛克风格”的摇滚乐,其中既有豪放忘情的摇滚风格,也有遁规蹈矩、似乎带着假发的那种18世纪中叶的巴洛克格调,加上演唱的歌手台风端正,英俊潇洒,举止得体,豪放中不失典雅,颇有一种出身名门、高贵而有教养的感觉。    
    交响乐队中很多专业演员,特别是年轻人,其实都很喜欢流行歌曲。我随交响乐队去外地演出时,晚上和大家一起去卡拉OK厅唱歌自娱,除了我和首席选唱的是俄罗斯歌曲,年轻人选的都是流行歌曲,这些歌曲有很多都不错,尤其是二重唱,良好的音准加上十足的韵味,使两个声部天衣无缝,十分和谐。一些乐器演奏员,还将业余爱好变为专业,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器乐功底,在唱歌方面显示出音准、乐感和音乐处理上的优势,一展风采,成为流行乐坛的知名歌手。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一些从事流行音乐的歌手,同时深深地受到交响音乐和歌剧等古典音乐艺术形式的吸引和感染,充分汲取其中的养分,来丰富自己的内涵和底蕴,提升艺术表现力,从而使他们的表演更大气和富有张力。


《穿越艺术》 漫话音乐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3)

    无论通俗或高雅,她的最高宗旨是为观众带来快乐,带来享受。2003年年底,我在德国柏林曾看过一场被称为“嘎啦剧”的演出,剧名叫Mikos Kosmos,讲的是一段父女之情的故事。这种演出形式我过去从未见过,问及德国朋友,他们也说不清,只告诉我,“什么都有,在德国非常热门”。实地一看才知道果然难以说清,剧场被霓虹灯点缀得五颜六色,观众席的灯光则很幽暗,布置得像中国旧时的戏园子,观众围小桌而坐,桌上有饮料和小食品以及点点烛光。节目是通过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来围绕一个剧情展开,既有小乐队演出的古典经典乐曲,又有流行歌曲;既有舞蹈,也有杂技;还有一些滑稽的哑剧表演,所有这一切都用一个剧情串起来。台上的演员大都很年轻,技艺高超而且非常投入。台下观众专心致志,个个饶有兴趣。在剧情高潮时,或是报以会心的微笑,或是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现了良好的素养。    
    在这种舞台表演形式的创造者看来,不管是古典的,还是流行的,只要它能够给观众带来快乐,受到观众喜爱,就是成功。我想,这也许就是柏拉图指的那种“混淆”吧。但是如果它能够给人带来愉悦、做到雅俗共赏,这样的混淆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艺术也是各据一隅,独领风骚。就像着装一样,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需求:运动时需要穿运动装,休假时穿上休闲装,工作时着正装,参加宴会还要换上晚礼服。艺术也是一样,高雅,或通俗,各司其职。要知道,人们有时需要轻松,有时需要士气,有时需要发泄,有时需要共鸣,有时又需要鼓舞和鞭策,还有时心灵需要回归自然……所以,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将搭筑起一座座精神家园,在这些精神家园的护佑下,人们得以滋补生息,汲取力量,得到心灵的慰籍或鼓舞,从而精力更加充沛、满怀信心地面对生活和前进的道路。


《穿越艺术》 漫话音乐听音辨律(1)

    为了使美妙的音乐愉悦我们的耳朵,演奏家们在演奏之前总要调音对弦,使之准确,以免跑调,否则使人听起来很不舒服。但是有一种现象非常有趣:一件乐器明明在单独演奏时音准很好,但与其他乐器一起演奏就不太和谐,怎么听也别扭。无论是西洋乐器还是民族乐器的独奏,甚至一些独唱的伴奏,这种现象都有可能发生。    
    在这里,我们首先排除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乐器的差异、训练不足、技巧不够娴熟等等,单就音准而言,尽管对于音准的标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主观感受,见仁见智不尽相同,但大体上不会相差太远,如果音准问题到了大家一致摇头,都无异义的程度,那就实在是不太正常,甚至有点滑稽了。有一次我偶然在乐队录音休息的间歇,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音乐节目。一个专业民族乐团在演奏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时,一些乐句的音准竟让大家面面相觑,摇头苦笑。当然,如果演奏家们练习得充分些,指挥在音准上提出更严格、具体的要求,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更主要的是在民族管弦乐队决定移植这首名曲时,就已埋下了音准的隐患。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使用乐器的不同,就是不同乐器不同乐队的演奏家们对音准的概念也是不尽相同的。我刚做指挥的时候,有一次尝试指挥民乐队录音,不知是自己太挑剔,还是乐器有问题,结果总在对音,明明对准了,一演奏又不对了,最后一上午都没录成。当时没有接触过民乐,觉得特别困惑。后来记得是在80年,有一次我正在排练厅为出访日本而苦练黎英海先生改编的钢琴曲《夕阳箫鼓》,民乐团的指挥彭修文老师恰好刚排练完,看我在练琴就站在琴旁给我上起课来,告诉我每段的标题及其中的含义,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临走时,我请教他关于民乐音准的问题,他一指钢琴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你受平均率音准影响太深了!”      
    音准问题不仅在乐队演奏时出现,在合唱队中也出现过。中央电视台在录制作曲家瞿希贤老师的作品音乐会时,其中有一首根据惠特曼的英文诗谱写的女声三部合唱:《母亲与婴孩》(Mother and baby),排练时用的是钢琴伴奏。结果只要钢琴一弹,三个声部就显得不和谐,最后竟然到了排不下去的地步。除非大家硬按照钢琴的音去找,虽然勉强唱下去了,但总是别别扭扭。后来我请钢琴停下来,改为无伴奏女声三部合唱,演出时按照作者的要求,用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伴奏,结果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在大、小提琴的共同伴奏下,每个声部都很顺畅,关系非常协调,丝毫没有感觉到有音准问题的存在。其实,因为这首作品是bA大调的,对大提琴的定弦CGDA和小提琴的GDAE来讲并非是很顺手的调性。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女声的三个声部和大小提琴用的乐律绝不是钢琴的十二平均律,包括前面说过的民乐队用的也不是十二平均律。    
    这就提出了一个乐律学在实际应用上的问题。    
    律学上最接近自然发音原理、受人为因素干扰最少的律制是纯律。按照自然发声原理,当物体振动时就会发出声音,但这种声音并非只是发音体整体震动的基音,在整体振动的同时,发音体分段也在振动,发出泛音,这种由基音和一系列泛音组成的复合音,就是分音列,其中泛音do、mi、sol构成一个大三和弦,因为拨的空弦是C(基音),所以由这三个泛音形成的主和弦就构成了纯律的音阶,这是最接近自然发声原理,最让听觉感到满足的乐律。纯律原理在我国的古琴上的运用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它本身的13个徽位就取自琴弦上发泛音的位置,所以古琴演奏纯律的音阶,不但别有韵味,而且很悦耳。古琴又叫七弦琴,定弦的7个音分别是sol、la、do、re、mi、sol、la,属于五声音阶,通过各弦的徽位又可构成纯律的七声音阶。    
    然而在它的七声音阶里所包含的大、小二度的音程却是不相同的,比如大二度里又分大小全音两种:do…re、fa…sol、la…si这三个大全音是指纯律音阶中的三个较宽的大二度音程,音分 值为204个音分,而另两个小全音re…mi和sol…la音程只有182音分,同样是大二度竟相差了22个音分,这就是所谓“普通音差”;再看小二度其中两个大半音mi…fa、si…do音程是112音分,而小半音 的分值只有71音分,二者相差41音分。结果两个纯律的大半音相加(224音分)或两个小半音相加(142音分)都是既不等于纯律的大全音(204音分),也不等于小全音(182音分)。由于纯律音阶中包含了宽窄不一的大小二度,如果要想转调,就会出现很多大小不同的四、五度音程关系,如果在不带品位和柱位的弦乐器上或是声乐上,还可以随时根据听觉和习惯来加以调整,而在有品位、柱位的乐器上就比较困难了,倘若键盘乐器调成纯律音阶,对转调基本上就束手无策了。    
    此外,还有一种常用的律制,就是我国春秋时期管仲发明的三分损益律。在《管子》的《地负篇》中详细地讲述了它的生律方法:先设发音体的整体为宫(do),设其律数为81;然后将其分为三段(每段27),去其一段成为律数为54的上方五度的徵(sol),再加上一段成为108律、宫下方四度的徵(sol),然后不停地将新生成的音再分成三段损一(去一)生上方五度,益一(加一)生出下方四度,一直生全了十二律。    
    这不禁让我想起我国战国时期制作的曾侯乙编钟,总重量有两千多公斤,上面铸有铭文2800字,全套编钟能奏出128个音,音域多达五个八度音程。中间音区也就是用得最多的音区,居然有三个八度的十二个半音,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转调。尽管没有考证过,但从时间和历史背景分析,曾侯乙编钟的制造很有可能就是建立在三分损益律的基础之上。可见在公元前5世纪,律制就已经不仅停留在理论上,而且还应用于乐器制造和演奏中了。曾侯乙编钟虽未见到,但在2004年参加视察活动时,在上海博物馆我见识了公元前9世纪西周厉王时期的“晋侯稣钟”,展柜旁还播放着用编钟演奏的古曲《阳关三叠》,我本以为那是博物馆请民乐队用现代制作的编钟演奏的,后来得知,原来就是用这组出土编钟原物演奏录制的。它不仅音色之美令人惊诧,而且其音准以及各音程之间关系的精确,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陪同人员说,很多上海音乐圈的专家也对此表示惊讶。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这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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