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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予想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
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
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上帝
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毛飞潜动植，莫非上帝之功能，照然可见，
①
灼然易知。如是乃为天下凡间所当朝夕拜。” 洪秀全相信“皇上帝”创造万
物，主宰一切，要人们把“皇上帝”当作“真神”来供拜。这显然是一种违
背科学的宗教宇宙观，自然不会为农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尽管如此，在洪秀全思想中，包含有诸多积极合理的因素：
第一，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在洪秀全看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② 《默觚·学篇十三》。
① 《原道觉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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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说，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因此，他宣布孔子为“妖人”，孔子的
书为“妖书”，认为孔子的学说“不曾发挥真理”，孔子之书“甚多差谬”，
教坏了凡间人。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洪秀全又提出对儒家典籍《四书》、
《五经》进行删改的政策，要求把其中的一切鬼话、妖话和邪话“删除净尽”。
这使当时的宋学卫道者、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心惊胆颤，痛恨至
极，说这是“举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乃
①
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洪秀全及太平天国
对孔、孟的批判，是对中国数千年来封建意识形态的沉重打击，成为近代民
主革命的前奏。
第二，要求平等的社会思想。洪秀全所塑造的“皇上帝”，不是统治阶
级权力的象征，而是农民革命意志的化身。他认为“皇上帝”是天下凡间大
共之父，在“皇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他说：“普天之下皆兄弟，
②
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人自相残甚恻哀。” 又说：“天下多男
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在疆界之私，何可
③
起尔吞我并之念？”显然，洪秀全是针对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借宗教的
形式来宣传他为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争取平等权利，实行平等社会的思想。
洪秀全还借“皇上帝”的权威来打击封建势力。他把封建皇帝、官僚军阀、
土豪劣绅及佛教徒、道教徒，统统斥之为“阎罗妖”，置于“皇上帝”的对
立面，从而主张崇拜“皇上帝”。打倒“阎罗妖”。他说：“阎罗妖乃是老
蛇、妖怪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
①
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打倒“阎罗妖”，大家共仰“皇上帝”，才能
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洪秀全还希望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他说：“如果
上帝助吾恢复祖，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其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
②
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可见，洪秀全的
神学理论，极其曲折地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外国侵略，要求平
等的民主革命思想。
第三，主张变易的辩证法因素。洪秀全坚信物极必反的辩证法，他说：
③
“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乱转化为治，黑
暗转化为光明，就象黑夜转化为白昼那样，是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他
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他说：“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跳出
邪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
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
④
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这里，
洪秀全以农民革命家的气魄主张变革社会，将“乖离浇薄之世”变为人人平
等之世。如何实现社会的变革呢？洪秀全认为要靠天下兄弟姐妹团结一致，
① 《讨粤匪檄》。
② 《原道救世歌》。
③ 《原道醒世训》。
① 《原道觉世训》。
② 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
③ 《原道醒世训》。
④ 《原道醒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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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流砥柱，去力挽狂澜。洪秀全这种社会变革思想，充满着革命朝气和进
取精神。
（2）曾国藩的哲学思想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家，也是个毁誉悬殊的人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不能不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骂；
但就其思想来说，在清末至辛亥以后都有一定影响，所以也不能不加分析地
一笔抹杀。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籍衡阳，先世
后从衡阳迁至湘乡，遂为湘乡人。道光十八年 （1838）进士。曾“师事”理
学大师唐鉴，从倭仁等讲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礼部、兵部侍郎，官至总督、
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咸丰、同治年间，他奉清廷之命在湖南帮办团练，
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死后清廷追赠其为“太傅”，谥号“文正”。
留有奏稿、书信、日记、诗文等汇编成的《曾文正公全集》。现岳麓书社有
新版《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在哲学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其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程朱理
①
学。他自称“一代宋儒” ，在论述事物时，常以程朱之说为依据。这样，他
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自然表现出浓重的守旧性和落后性；但因其长
期治政、治军的实践经验，又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
曾国藩承袭了程朱的理本论，把“理”、“性命”看作天地与人事的主
宰。在曾国藩看来，“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其理本同一源”。
在谈到理气关系时，他说：“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这与朱
熹“理是本”的思想相合。在程朱理学中，“理”不是指存在于事物本身的
规律性，而是指主宰万物的先验本体即“天理”。曾国藩宣扬“顺性命之理”，
在他看来，“性命”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他言道：“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
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与动之妙，皆性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翁动
①
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 曾国藩在此谈到的“理”、“性”、“命”，在
程朱理学中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名异而实同。何为“性命”？曾国藩说，“仁
敬孝慈为则，此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
顺焉而已矣。”在他看来，所谓“性命”，便是封建道德规范和维系君臣、
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伦常关系的原则。从其规范和原则来说，也就是“理”。
他说：“性浑沦而难名，按之曰理，则仁义礼智德之赖乎扩充者，在吾以已
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通复者，在吾
②
心且时出不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命”主宰天地万物，也可说是“理”
最终主宰天地万物以*0社会道德伦理。
曾国藩宣扬以“诚”为本的思想，认为“诚”是宇宙万物及其变化的根
源。在他的著作中，“诚”被说成是一种具有客观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
“窃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德业所以大兴，皆诚为之
③
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同时，曾国藩的“诚”说也
带有陆王心学的痕迹。他在许多的地方把“诚”又解释为一种道德修养与主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颍州府夏教授书》。以下凡引曾国藩文，均出自《曾文正公全集》。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顺性命之理论》。
③ 《书札·复贺耦耕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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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精神。他说：“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
④ ⑤
便是忠信。” 又说：“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比较看
中“诚”的主观属性的一面，主张充分发挥这种主观精神与运气搏斗。之所
以如此，是基于他与太平天国长期对抗的实践经验。他把自己历经挫败，最
终赢得胜利既看作是天意，又看作是主观精神奋斗的结果。
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继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说，并有所发挥；在论
述知、行关系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特色。
曾国藩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基本上与程朱一致。他说：“格物致知
之物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
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穷理也”，
①
“此致知之事也”。在他看来，一切现象，不论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物质，
皆为“所格之物”，而格物在于“穷理”。朱熹有言：“心具万理，万理具
②
于心”，曾国藩也说：“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其省察涵养以存
③
心之理，即格物也。”即把“格物”的目的说成是“究其存心之理”。
曾国藩引用朱熹的话来论证“格物致知”的命题。他说：“朱子曰：‘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
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
④
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之一理也。”这里，所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是就认识主体而言，“知”乃是存于心中的“天理”，即曾国藩所指的“存
心之理”、“好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就认识客体而
言。如何识得“天理”？在朱熹那里，万物产生于“一理”，“一理”统摄
万物。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认识“至殊之分”，才能把握“一理”，
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理”。而这统摄万物
之“理”，在封建社会中主要表现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纲常。这样，封建
伦常也就成为“格物”的对象，而道德完善自然就是认识的最终归宿。
曾国藩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他认为，“知”
与“行”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学亦在此”。
就“知”与“行”的先后而言，曾国藩主张“知”先“行”后。他在解释“诚
意”时说：“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
①
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在“致知”与“力行”之间，他强调“力行”，认
为“行”是“知”的根本目的。所谓“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
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因此，曾国藩很注
重实效，主张“凡程攻立事，必以目见为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②。为此，他认为，王守仁的“即知即行”说乃是“任心之明”，终将“别无
所谓实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站稳封建立场，这并不是一句空
④ 《杂著·居业》。
⑤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朱子语类》，卷九。
③ 《家书·致诸弟》。
④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杂著·克勤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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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而要从具体小事先下手。在此，曾国藩发扬了理性维系封建纲常的传统，
抛弃了理学的空疏及只讲心性的迂腐，表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色彩。
关于人性问题，曾国藩的观点承袭程朱理学。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
③
“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曾国藩主张人性本善，
①
认为只是“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他同朱嘉一样，竭力主张“力
②
去人欲，以存天理”。为了恢复善良的本性，他提出了“格物”、“诚意”。
他说：“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
③
而力卒之”。他不仅要求人们认识恪守封建道德的规范，而且要求竭力实践
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完全的封建仁义道德。
如何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以“天理之公”克尽“人欲之私”？
曾国藩很强调心性修养的工夫。他从孔孟、程朱出发，提出“以敬恕为养心
④
之法”。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
⑤ ⑥
此立德之基。”在他看来，“‘敬’则存心不放，‘恕’则不蔽于私”。
在此，他把“敬”、“恕”，看作是实现道德完善的重要手段，是封建伦常
的根本所在。由此出发，曾国藩提出了“八德”作为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这“八德”是：“勤、俭、刚、明、孝、信、谦、浑”。他说“勤、俭、刚、
⑦
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 。
曾国藩的道德思想，总体上来看，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特别是在
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所发展的近代，其阻碍社会前
进的消极作用是极为突出的；不过，由于它重视身心修养、品德节操，对于
整顿封建地主阶级的恶劣、腐败作风，抑制统治者的奢靡与堕落，也多少起
一定作用。
曾国藩虽“一宗宋儒”，服膺程朱理学，但并非象一般理学家那样，脱
离实际事务，一味潜心于性理玄谈与“存养”工夫，而是“详览前史，讲求
①
经世之学” 。长期督军、治政的活动，使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在鸦
片战争前后掀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刺激下，超越了以讲求封建伦理为目的的
理学圈子，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从而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