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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圈子，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从而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统一起来。
曾国藩是主张“理学经世”的。他早在从唐鉴学习理学时就说过：“镜
海先生 （指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致经济之
②
学，即在义理之内。”后来他一直坚持认为，“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
其中矣”，反复强调经世之学应包括在“义理之学”内。在曾国藩看来，“义
理”包举“经济”，“经济”服从“义理”，“义理”与“经济”是体用本
末的关系，理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
③ 《杂著·日课四条》。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杂著·日课四条》。
③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④ 《书札·与葛睾山》。
⑤ 《家书·喻纪泽》。
⑥ 《家书·复邓寅阶》。
⑦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① 《年谱》。
②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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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他又把
义理与经济视为内与外的关系，说“大本内植，伟绩外充”。
基于理学经世的思想，曾国藩对儒学的“礼”作了独到的发挥，说：“尝
④
谓古人无所谓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 又说：“古之君子之
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
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⑤在此，他把“礼”或“礼治”理解为“治世之术”，学“礼”也就是学“治
世之术”。曾国藩崇尚礼治，就是他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理学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主张“荷道以躬，讲求务实创新。他
针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提出，“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
①
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因此，他“于朝章国故，如《会典》、
《通礼》诸书，尤以究心”，“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
②
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还向清廷建议：“欲
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
③
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他反对不思变故，主张因时变通，提出“道之
废兴，亦各有时”，认为“适时则贵，失时则损”，而“善趋时者，贵先时，
④
不贵后时” 。他竭力主张：“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代之所未及
者，可以自我创之。”⑤
总之，曾国藩接受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其理学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适合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所以他能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起突出的作用，成
为“中兴名臣”之首。
3。戊戌变法前后的重要思想家
——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战争
的结局，都是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
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西学、新学也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猛
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的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维新派于1898年发
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派试图通过实行“富国
强兵”的新政，挽救民族国家的危机，因而使这次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
他们通过向西方寻找真理，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
“西学”与“中学”、“学校”与科举的争论，形成了崭新的资产阶级启蒙
思潮。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时期，维新派
③ 《文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④ 《年谱》。
⑤ 《杂谱》。
① 《书札》。
② 《年谱》。
③ 《奏稿》。
④ 《文集》。
⑤ 《湘乡曾氏文献》，第6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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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把中国传统的
辩证法思想与西方近代进化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进化论为主要特征的哲学
体系。而这种中国式的进化论哲学，正是他们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康有为
的“三世”说是较系统的历史进化论；梁启超的“三世六别”的历史进化论
是对康氏学说的补充和发挥；谭嗣同也主张变易哲学，宣扬“器变道变”，
“一切皆变”；严复则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的“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说明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根据进化的规律进
行变法维新，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康有为 （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
人称他为康南海，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
庭，早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又研读过佛教、道教经典。清朝政府的腐败和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他对封建的旧学逐渐产生怀疑。后在上海、香港等
地接触了比较多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转而学习西学，开始知道西方国家自
有一套东西，不能再把它们简单地看作“夷狄”，从此有了改革中国政治的
念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成为当时向
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自1883年到1898年，他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其中最著名的
是1895年联合1300多名在北京应试的举人上书皇帝，即所谓“公车上书”。
通过上书，他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方案：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为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和保护新兴的民族工业，在文化上废除封建教
育，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民主主义文化。1898年6月11日，
光绪帝为了挽救清朝面临的危机，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让维新派参与
“新政”。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但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很
快镇压了变法运动，光绪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戊戌变法失
败后，康有为逃亡国外，逐渐走向保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
革命后，他主张尊孔读经，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康有为的著作很多，《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
《戊戌奏稿》影响甚大，另外还有《内外篇》、《诸天讲》以及《论语注》、
《中庸注》和《孟子微》等等。
变易进化观是康有为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他倡导变法维新
的理论依据。他的变易进化观，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成果，
又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在总结早期改良主义变法思想的基础
上，试图突破其前辈“器变道不变”的思想局限。
康有为强调变易进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普遍的法则，他说：“盖
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
沧海成田，历阳成阴，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
①
无一不变，无刻不变。”在此，他明确提出了“变者，天道也”的命题，认
为天、地、人，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变易是普遍的、绝对的。
“变者，天道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已有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康有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这种变易思想，则更多地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进
行论证。例如，他根据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认为太阳系和其他天
① 《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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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在不断演化的，他说：“德之韩图（康德），法之立拉士（拉普拉斯）
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成以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
②
子相互引集，是谓星云，实则瓦斯之一大块也。”又说：“天空之气热，鼓
荡往来，摩擦不息，互相吸引，互相离拒，然而成体，聚合而成团，渐积成
③
大团，吸力更大更久积莫大之团，乃至寻常之理也。”他认为，地球是演化
而成的，地球上的生物也是不断变易进化的，“生物始于苔，动物始于介类”，
④
“荒古以前生草木，远古生鸟兽，近古生人”。生物逐步从低级进化到高级，
人类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康有为认为，地球中包含有生物的层累，从下
⑤
到上，分为“介层、虫层、大草大木层，而后至于人层”，而这些，正可以
证明地球上的生物是逐渐进化的。因此，他从天体演化和生物进化的诸多现
象中，看到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法则，主张“善变以应天”，反对“不变而逆
天”。这恰恰是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反对的，从而为当时的变
法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由以上可看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特
别是康德的星云假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以深刻的影
响，使他突破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变易思想的局限，建立了具有近代实证科学
特点的变易进化观。
康有为在说明变易的根源时，吸取了中国古代关于“阴阳”的学说，接
触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他说：“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易》云
‘太极生两仪’。孔子原本天道，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
①
有能出其外者。”他还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中关于气、力、质、形、光、声
等物中的矛盾对立现象，来补充说明他的阴阳矛盾观，他说：“理皆有阴阳，
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吸拒，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
②
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 此“八统”都呈现
了对立面的统一，矛盾普遍存在，即是“物理”。康有为还说明了统一与对
立之间的关系，并看到了对立统一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盖太极
两仪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
后能进”。所谓“有统一而后能成”，是指“物必有合”。他说：“思其正
③
反，正反既异，其道乃成。” 在此，他指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是普遍的，离
开一方就不成其为矛盾，而只有矛盾的“合”才能构成事物。所谓“有对争
而后能进”，是指矛盾双方通过斗争而促使事物发展变化。因此，他强调了
事物的进化是矛盾对立斗争的结果。
康有为还认为，变易是一个新陈代谢、去旧布新的过程，并把这看作是
不可违抗的法则。他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
①
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 因此，应“用其新，去其陈”
② 《诸天讲》，卷二。
③ 同上，卷七。
④ 《万木草堂口说》。
⑤ 《日本书目志》，卷二。
① 《春秋董氏学注》。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
③ 《论语注》。
① 《上清帝第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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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此，康有为对当时死守祖宗成法的不变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指出：
③
“若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皇帝之法哉？”他大声
疾呼：“守旧不可，必当变法”，“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
④
不变则亡” 。
显而易见，康有为极力论证自然界的变易进化，目的是要说明人类社会
历史的进化和中国必须变法的问题。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各方面都是在不
断变化发展的，正因为不断进化，人类的生活才愈来愈好。为了说明人类社
会历史进化的规律，康有为把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的“三世”
说与《礼记·礼运》中讲的小康、大同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社会历史进化
学说。
康有为“三世”说的主要内容是说，人类社会是逐渐进化的。进化的顺
序是由“据乱世”变而为“升平世”，经过“升平世”而后进入“太平世”，
一世比一世进步、文明，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这三个
发展阶段，这是人类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他认为，“据乱世”是“文教未
明”的野蛮时代；“升平世”是“渐有文教”的文明开化时代，又称“小康”；
“太平世”是“文教全备”的文明全盛时代，亦即康有为理想中的“大同”
社会。他指出，中国历史上至多达到“升平世”即“小康”社会，而从未达
到过“太平世”即“大同”社会，他说：“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
⑤
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他坚决主张，必须打破这种“皆
小康之世”的踯躅不前的局面，中国只有求变，求进化，才能进步，才能向
“大同”世界前进。康有为借孔子之志来发挥他的历史进化学说，他反复说
明，“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据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
①
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此《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又说：“三世
②
为孔子非常之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康有为借孔子之微言大义，其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阐发由封建君主专制进化到君主立宪制，再进化到民主共
和制的历史必然性，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运动制造舆论。
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说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其标准不是社会的经济形
态而是“文教”或政治体制，因而是不科学的。尽管如此，康有为的公羊“三
世”说，毕竟借孔子之名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肯定了人类社会
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进化，肯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必将逐渐变为资产阶级君主
立宪制，再进而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由
君主而君民共主而民主，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的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