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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一切都荒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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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嘎长到七岁,该上小学了。小学是基础,俗称开蒙,一定要选一个好学校。现在的父母不惜重金赞助,把孩子送到著名的学校去。我们当时也有望子成龙的思想,想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那时我们住的厂宿舍在小关,实际上是农村,附近有一所药王庙小学,多数学生是附近的农民子弟,师资水平不高。为了孩子上学的问题,有些同志甚至又搬回小西天老旧的平房宿舍去了。我们找到了一位同事的爱人,她是新街口八道湾小学的校长。这个学校教学质量比较好,是全日制的。当时,我们认为半日制学校不好,孩子上半天学玩半天哪里行。现在才知道,欧美国家的小学开始都是只上半天学,老师也是跟孩子们做游戏开发智力,跟我国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从小关到新街口八道湾,需要五点半就起床,吃早点,然后从乡间小路步行到18路车站上车。这一段路,大人走需要15分钟,小孩走就可想而知了。搭18路车到地坛后,还要转一次车,才能到新街口。八点钟前赶到学校上课。我们还有两个同事的孩子也和小嘎一同去。有一位孩子的父亲每天早上骑车送孩子,前面放一个,后座放一个。送到车站后,再回头接另一个,小嘎说他都能听见那叔叔喘气的声音。就这样,小嘎开始了每天艰苦的行程,从来毫无怨言,没有诉过苦。冬天,在朔风中只见他穿着深蓝色棉猴,小小的背影踽踽远去,做父母的虽然心疼,但觉得这一切都是为孩子好,是为孩子的未来着想。不论寒冬酷暑,孩子们走啊,走啊,直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为止。
唉!一切都荒废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闹革命,打派仗。不像有些深谋远虑,有远见卓识的家长,在家里自己给孩子补习功课。我们是完全放任自流了,孩子乖,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8岁,也还不到串联闹革命的年龄。有一天,小嘎回来跟我们说,他看见一群大孩子打一个老地主,把那老头子的头都打出血来了。我们告诉他别跟着去打人。他说他没有打,只是跟着看。
有时候,老嘎在办公室印材料,让小嘎帮着翻篇。小嘎虽然不很乐意,因为耽误了他跟小伙伴们的游戏玩耍,但还是跟着爸爸去义务劳动。
想想,我们真是太痴迷,太愚昧,所有的时间都用去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毫无意义地坐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议论,车轱辘话来回说。听小道消息,激动,热血沸腾。多么宝贵的光阴就这样耗费了。
不但如此,“读书无用论”的观念也侵蚀了我们的头脑。那时我们曾把所谓“封资修”的书装一平板车拉到废品站去卖掉,现在却又去慢慢地一本一本买回来。
我们的小女儿佳佳每周照常去托儿所,有些父母都让孩子留在家里,我们却仍然坚持。那时正值红卫兵全国串联,都上北京来了。公共汽车挤得要命,我这瘦弱的身体还要拼命抵挡那些粗壮的冲撞,保护着孩子。如果生活能够重复,时光倒流,我一定要把孩子们拢在身边,教他们读唐诗宋词,给他们讲安徒生童话,讲美人鱼的故事。唉!一切都荒废了。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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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嘎想,他要是成了电影明星,也要像田方那样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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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宣队进厂了。
他们宣布的第一条纪律是所有的职工必须集中到厂里住,各部门编组,分男女宿舍。各家的孩子自己安排。
我们便把小嘎托付给邻居马验秋家。们家有三个男孩,平时和小嘎在一起玩,也算方便。女儿还在托儿所,不用我们管。
当时,我们都住在大食堂楼上,开饭的时候,小嘎便过来,先排队等我们一同吃饭。就在这一段时间,有一天,小嘎排队买饭时,碰到我们的副厂长、电影表演艺术家田方排在他前面。田方看见他就说:“孩子你先买吧!”田方平易近人的品格给小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时常提起这件事,他想他要是成了电影明星,成了名,也要像田方那样朴实,不摆明星架子。
如果就这样过下去,我们每天能见到小嘎,他又乖,不生事;每周佳佳回来一次,依旧住托儿所,日子也还能应付。
不久,我们全厂搬到了北太平庄,换到原测绘局测绘学校的校址,舍弃了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花了大量资金占地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厂址,包括摄影棚,技术含量很高的录音、洗印等车间,以及六幢五层楼的宿舍。甚至还有种了大片桃子、葡萄、苹果等的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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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饭时,小嘎和佳佳守候在窗前,一高一矮,像两只嗷嗷待哺的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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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然集体住,除了休息日,不准回家。偏偏这时,小女儿佳佳七岁该上小学,离开托儿所回家了。如今,小学生的家长们都要亲自接送孩子。每当我看到小学校门前围着成群的父母或祖父母等待孩子放学时,都会感慨地想到,我们的女儿刚上一年级便要自己独自上学、放学,没人给整理书包,没人辅导功课。晚上也没有父母陪着讲故事睡觉,又有谁来保障安全?那时当哥哥的小嘎自然担负起了照顾妹妹的责任。他又怎能担得起这个责任?那时真是“有家不能归”,忙着“干革命”,好像脑子里都没有空隙来抱怨和感伤。好在我家的住房紧挨着食堂,每天三顿饭开饭时。小嘎和佳佳守候在窗前,一个高,一个矮,佳佳的脑袋刚刚够得着窗户,两张脸蛋上那期待的表情,像两只嗷嗷待哺的小燕。看见我们,小嘎便把饭盒用绳子放下来,那是有提手的三层饭盒。我和老嘎买了饭菜,再把饭盒拴在绳子上,让小嘎提上去。老嘎还在绳子上拴上一些扣子、铃铛等小东西,怕孩子忘记了,摇动绳子时,他们就听见了。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酸酸的。可那时,人们的感情好像都麻木了。
经过再三请求,领导总算同意我回家住,照顾刚刚上一年级的孩子。晚上批斗会结束后十点钟回去,早上六点半按时到厂参加早操。早上我怕迟到挨批,总是紧紧张张地把女儿叫醒,帮她穿衣准备上学用具。有一次,我照例把两个孩子都叫了起来,收拾停当。再看表,哎呀!看错了,足足提前了一个小时,两个孩子蔫蔫地坐在床边,还在打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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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12岁的小嘎说,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你要好好照顾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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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突然军宣队领导宣布,除了拍样板戏的剧组以外,我们全厂职工都必须到五七干校去。各人的家务事,如照顾老人、孩子的问题,自行解决。启程的时间就在春节后。至于在什么地方,暂时不宣布,大家做好思想准备,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老嘎和我都傻了。
小嘎十二岁,佳佳七岁。托付给谁?
我俩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呢?和我们的命运一样,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咸宁,知识分子都自顾不暇,有谁能收留我们的这一双小儿女?我们对小嘎说,我们要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去,你和妹妹得自己照顾自己,特别是你要好好照顾妹妹……
小嘎听了,转过身去掉泪抽泣。他才十二岁,没有离开过父母,突然需要他完全独立生活,并且还要照顾不懂事的小妹妹,他瘦弱的肩膀怎能扛得了重负?小嘎内向的性格从小就显露出来,我从来没听见他大声哭闹过。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突然想起我家楼下住有一家工人老吕。老吕是置景车间的木工,看上去年龄比我们稍长,挺忠厚老实的样子。他家有四个男孩和小嘎年龄相仿,他的妻子是家庭妇女,当然不会去五七学校。托付给他家岂不挺好?可是平时我们素无往来,都没互相说过话,对他们毫不了解,吕嫂的脾气怎么样?唉!哪还容得我们挑挑拣拣!人家能接受你就是万幸了。也没有时间多想,我们就冒昧地到老吕家去了。听完我们的请求,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这样,孩子有了依靠,我们的心才落到了心窝里。对老吕家的帮助,我们永远感恩不尽。工人的朴实、善良、真诚,使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如阳光雨露般的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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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梦竟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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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嘎小时候淘气吗?可以说是蔫淘。有一天我们都在隔壁屋里聊天时,发觉孩子不见了,到那屋去找。姥姥大叫:“哎呀,你们来看呀,看他在干什么。”我们一看,原来他把鱼缸里的小金鱼捞出来放在炉子盖上烤呢。那时取暖是用蜂窝煤炉。那小金鱼还在蹦,但已经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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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提出想当演员,把我们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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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那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当初老嘎进文工团,虽然经过一次次挫折,最后总算如愿以偿了。
儿子寻职的道路也是颇费周折的。
1976年春天,小嘎从北医附属高中毕业后到京郊昌平县兴寿公社香屯大队去插队。实际上,知青下乡的运动这时已近尾声了。1978年恢复高考,学生们都跃跃欲试。各单位也纷纷到农村去招工。
小嘎回来跟我们商量,何去何从。我建议他参加高考。在我心目中,现代青年必须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我曾经逼着他坐在那里给我写出一篇分析某部影片的文章。他磨蹭了半天,一个字也没有写。最后他突然提出来要当演员,这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我们的儿子长得不丑,可也不漂亮。你说怪不怪,老嘎和我的眼睛都是双眼皮,我们的女儿、他的妹妹也有一双大大的漂亮的眼睛,偏偏他却是单眼皮,这就逊色不少。当然那时他的头发还是很茂密的。个子嘛,1。78米,还算高个儿。总之,不是个英俊小伙子,也没听他唱过歌。就连在幼儿园过儿童节表演节目时,也没见他出场。只有一次,集体哑铃操,他站在最前排中间。老嘎和我坐在观众席上,眼巴巴地看着儿子表演,总希望他能和我们交流一下眼神。谁知他竟然从头到尾都把头别向一侧,绝对不正视前方,好像我们不存在似的。
当小嘎成名后,许多来采访我们的记者总喜欢问,小嘎小时是不是爱唱爱跳、活泼聪明?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小嘎可能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表演天才。我们只能回答,他小时候是个非常平常的孩子,比较内向,很腼腆害羞。记得1958年我下放农村,那时他只有八个月。等到我回来时,老嘎和我妈妈抱着小嘎来火车站接我,小嘎戴着一顶大盖帽,变得白白净净,秀秀气气,和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样。我走的时候他只会坐在那里发出“唔唔”的声音,皮肤还显得比较黑。现在我简直都不认识了。老嘎和姥姥让他叫“妈妈”,他耷拉着眼皮,看都不看我。这时他已经一岁半了。我是独生女,我母亲对这个外孙宝贝得什么似的。
小嘎小时候淘气吗?可以说是蔫淘。有一天我们都在隔壁屋里聊天时,发觉孩子不见了,到那屋去找。姥姥大叫:“哎呀,你们来看呀,看他在干什么。”我们一看,原来他把鱼缸里的小金鱼捞出来放在炉子盖上烤呢。那时取暖是用蜂窝煤炉。那小金鱼还在蹦,但已经没救了。
小嘎也会发脾气。有一次不知什么事惹恼了他,我们回家看见房间的地上摆了许多原本在书桌上的东西,像墨水瓶呀,钢笔呀,笔记本呀,笔筒呀,书呀什么的,但还都完好无损,摆放得均匀整齐,令我们啼笑皆非。可见小嘎发脾气也是很温和的,他不会真的摔东西,把爸爸妈妈的东西放在地上,就是小小的报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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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面试,稀里糊涂就被刷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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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儿子居然要接父亲的衣钵,真不敢相信。那时,文革后,“四人帮”被粉碎,文艺复苏,一些文艺院校开始招生。开始是电影学院表演系招生,小嘎准备报考。老嘎虽然认为儿子没戏,但也不愿挫伤他的积极性。还请北影演员辅导了朗诵,嘱咐了几句应该注意的地方。当时,电影学院的考官们老嘎都认识,但他没有去拜访,更别说送礼什么的。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些陋习呢。老嘎觉得那样做太让人为难,何必呢,顺其自然吧。结果小嘎考完回来说,进去七八个人,做一个什么小品,稀里糊涂还没待他施展才能,就出来了。其实那就是第一关:目测。小嘎没有什么让人注意的特点。第一试就刷下去了。这也是老嘎和我意料中的。
接着小嘎又考了青年艺术剧院。那时正值周总理去世,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悼念,情绪高涨激昂,小小的白花缀满了周围的树墙,成千上万的群众演讲,朗诵诗,上下呼应。那情景非常壮观。小嘎当然也参与了这些活动。那天考试时,考官让他来个即兴表演。他便以“悼念周总理”为题,顿时泪水滂沱,不可收拾。考试又失败了。老嘎分析说,这叫“失控”。演员既要能表达感情,又要能控制感情。否则,谁还不会哭呀?哭得收不住了,还怎么表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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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小品时“认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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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遇见于蓝。她告诉我,现在实验话剧院正在招收学员,你可以让孩子去试试。好心的于蓝主动打电话过去介绍了小嘎的情况,还辅导了小嘎的朗诵。老嘎也来劲了。他一想,陈强和实验话剧院的同志们熟,便到处找陈强。那天陈强正在开会,他把陈强叫出来,让他给话剧院的朋友打电话。陈强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地就按老嘎的意思打了一个电话,请考官们关照小嘎。这回,有这么多延安鲁艺的老表演艺术家保驾,该稳操胜券了吧?
小嘎去了。听他回来说,有一项形体测试,不会舞蹈的考生可以做体操。考官让他原地跳高,可能是看看弹跳能力吧。
这一次很幸运,居然通知小嘎参加复试。看来也可能是看在于蓝、陈强的面子上吧。
小嘎回来叙述了复试的经过。
台上,一位女生正在表演名为《等待》的小品。她在一个地方徘徊着,不时看着手表,似乎有些焦急地在等待。
台下,考生们和考官都在观看。忽然,考官对坐在他身旁的小嘎说:“你到台上去,用双手捂住她的眼睛。”
小嘎从后台走过去,一面走一面擦手心里的汗,他觉得手上有汗捂女生的脸不礼貌。然后,他果真走上去,从背后捂住了女生的眼睛。那女生问:“谁?谁呀?”小嘎一声不吭,捂住就不撒手。他只知道考官让他捂住眼睛,下面该做什么,考官没说,他也没想。最后女生挣脱了,问他:“你是谁?你要干什么?”小嘎尴尬极了,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女生接着就骂他:“臭流氓!混蛋!”最后,小嘎好不容易蹦出一句话:“认错人了!”
我听完以后大笑,想到他当时的尴尬样,觉得实在可笑。
老嘎说,人家考官在考你的应变能力。你走上去的时候,就应该想,我是她的男朋友或是兄弟什么的。怎么能傻在那儿?还好,最后还补上了一句“认错人了”。
看来,多大的后台还是保不了驾,还得看自己的实力。现在有些青年男女迷恋演员这一行,总以为有个名人推荐就行,其实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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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搏父亲亲自辅导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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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希望,小嘎就准备回村里继续喂猪。可就在临走前的晚上,一位叔叔过来说,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要招收学员。小嘎决定留下来再考一次。
这是最后一博了。
父亲看见儿子这么执着,不忍心再坐视不管了。于是也积极行动起来。
老嘎告诉小嘎,做小品一定要做你有亲身体验的东西。问小嘎,你在农村三年,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小嘎在农村插队,做过翻地、挖沟、浇水等农活。但干得最多的是养猪。他当了两年多猪倌,学会了清早四五点钟起来煮猪食、喂猪、接生,还会给猪注射防疫针等等。小嘎从小喜爱小动物,对猪也很爱护,所以活儿干得很耐心,很忠实,很出色,在村里还曾经被评为先进青年。他跟我们讲过,别看那猪平时老老实实的,有时也很凶,生人去动它的小崽子,会一口咬来,咬得你鲜血淋漓。
小嘎对爸爸说,那就是喂猪呗。就这样,老嘎帮助儿子编了一个养猪的小品,表现小嘎半夜起来给猪喂食,他提了一桶猪食倒在猪槽里。小嘎怕小猪吃不着,先把大猪轰开,让小猪先吃……
小嘎的这个小品表演得生动朴实,得到了考官们的赏识。小嘎说:“别看台上没有猪,可我的眼睛里有猪。”
老嘎还向他的老战友们求援。
配音表演艺术家张桂兰给小嘎辅导了一篇朗诵。小嘎自己选了一篇散文,题目是《一张鲜红的请帖》。内容是文革后,学生们对自己过去批斗老师的错误行为进行反思,恳请老师谅解,参加他们的活动。这篇散文写得很有感情,准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学生们的普遍心理。小嘎深有体会,因此在张桂兰老师的辅导下朗诵得有声有色有情,还掉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