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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人物的命名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充分体现作者的“意识形态”思维。这里所言的“意识形态”思维，是指作者为作品中的人物取名时依照其类别赋予绝然对立的两极色彩。具体地讲，倘若是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其姓名应该予人以阳刚豪气，最好读起来属于开口呼，声音嘹亮，容易记忆。例如，浩然的《金光大道》中的“高大全”，也就是人物高、大、全之意；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就是深入敌后，大智大勇；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即向北则使人想起“败北“，向南则暗寓庄子《逍遥游》中大鹏图南之意，一定胜过蜩与学鸠；曲波《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少剑波等等，都是这一类小说人物取名的有力实证。
“必也正名乎？”说到底，人物的名称还只是某种外在的符号，而其依附的具体的人物形象才是创作的根本关注点。也即是说，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艺术品位、历史地位。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人物的命名将有助于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和读者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换言之，两者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的命名意味深长，岂可忽乎哉？
读画闲笔
读 画 闲 笔
？ 韩 羽
刘进安的古文士小品（见于1991年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刘进安画集》），疏朗、粗放、隐隐然含有大气。
这由画家的审美倾向所决定。审美，其实也就是对人的品格的审视。作者通过描绘对象寄托对某种人生品德的向往，读者通过欣赏去发现所向往的某种人生品德。这“疏朗、粗放”也就是人的品格、性情（豪爽开朗、落拓不羁）在画面上的曲折再现。正缘于此，我喜欢刘进安的文士小品。
出于绘画职业习惯，对触动了自己的画作，总想探其究竟。《小诗对仗图》尤引起我的注意（见本期封三）。
画面的正中，矗立着一圆锥状的黑色巨大山石，占据了画幅的三分之一。这为绘画之大忌，因为它将画面分割成了两半。又由于是浓墨所染（更为刺激视觉），是圆锥状（有延伸之动感），它似乎仍在膨胀，继续将画面一分为二。再看那两个人物，已被这黑色山石推挤到画面的一左一右的边沿上了。可他们仍在相对而视。这彼此相视，表明声应气求、相互吸引。于是画面上出现了两种力：一是向外扩拓，一是向内聚拢。这两种力的冲撞给画面带来的视觉效果，古人喻之为担夫争道，今人称之为内在张力。
作画贵在敢于逸出寻常之规，冒犯既定之法。比如将那黑色山石置于画面正中，本为绘画之大忌。作者偏要犯忌。犯忌实则是涉险。可是无险则无奇，险中寓奇。“无限风光在险峰”，惟险处才有无限风光。绘画中的无限风光是出人之所料，令人始而瞠目而又继之颔首的新的视觉刺激、新的审美愉悦。
敢于涉险，是为山九仞，重在化险，功夫在一篑上。《小诗对仗图》置之死地而后生，作者有胆有谋。
另一幅《夏日小图》亦颇堪玩味。一侧身而立的读书人，死死地盯着蜻蜓，似有所思，而又无所思。一小蜻蜓何以竟使他如此专注？
数十年前读过《匹克威克外传》，已是忘得十有八九，惟有一个细节记得清楚。匹克威克一伙人在车站候车，等来等去，忽然瞧见地上有一小块废报纸，捡了起来，争着读，反复读。一小块废报纸，何以竟读而不厌？这实是百无聊赖的心境所致（凡是在车站上等候过车的人大概对此都有所体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读画感，由小蜻蜓想起了匹克威克的废报纸。“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日长如小年之悠闲之慵懒，古人入之以诗，今人出之以画。
画家作画，固然是画给自己看，更是为了给别人看。一幅好的画，其首要条件就是看它能否善于唤起人们所熟悉的生活经验，从而调动其想象力。进安作画勇于探索。就这幅小品看，他并未因探索而顾此失彼。正惟如此，才令人颇堪玩味。
清人蒋士铨题郑板桥画兰：“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翻。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以作画之法作字，以作字之法作画，两相互补，相得益彰。的确，在绘画中“写”出的线条比“描”出的线条更富有韵律节奏之感，更能传达画者之激情。然而也不能不看到，即如蒋士铨所说“板桥写兰如作字”，也仅止是将书法用笔绕着“秀叶疏花”亦步亦趋，使之“见姿致”而已。
人们常说，白石老人衰年变法。其法到底变在何处？不揣冒昧，试为妄言：白石老人不止将写字行笔之法用于描绘对象（郑板桥已做到了）；他更将书法结体融入绘画之中（郑板桥尚未意识到此）。故他的画别开一代之生面，为前人所未有，给后人以启迪。崔子范就是顺着这条道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刘进安不攻书法，但我惊奇地发现在他的文士小品图里也隐约地有着书法结体的蛛丝马迹。其画之疏朗、粗放，缘此源头活水乎？
我还喜欢另一位也是以古代文士为题材的刘二刚的画。刘进安以形式感胜，刘二刚以趣（意趣、童趣）胜。此二刘，两峰对峙，双水分流。老天爷独厚刘姓欤？
乌纱帽的诱惑
？ 刘吉同岳将军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不才冒昧，想再续一句：为官不贪官，则天下太平矣。然而，古往今来，想做官的人，做了小官还想做大官的人实在太多了。
据《资治通鉴》二零五卷载：武则天当政时，大开杀戒，“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大臣十分担心，说这样下去谁还敢去当官呀，便向武则天进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那大臣听后吓得不知所措，毕竟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便纷纷飞来，结果飞来多少，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可还是照样扑来。这位大臣立刻明白了眼前这个铁血女人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即便有杀头之险，也同样有人去做官呀。
为了能做官，不少人什么都可以不在乎，良知、尊严、人格、亲情，都可以抛弃，更不要说什么苍生的利益了。唐末的杜荀鹤，他写的诗，不少很有人民性，如《再经胡县城》：“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此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民的悲惨。然而，殊不知诗人却是个超级官迷。为了能当上官，卑躬屈膝，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巨公名卿之门，向他们献诗赠诗，祈求他们的引荐和吹嘘。有一次，杜荀鹤拜谒梁王朱温，两人坐在一块，天气忽然无云而雨，朱说：“无云为雨，为之天泣，不知何祥，请作诗。”杜荀鹤灵机一动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显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工。”朱温大喜。不能说杜荀鹤没有才华，然而，他却把这可贵的东西用在了拍马屁上了。更为可鄙的是，朱温却是个乱世恶魔也。一次，朱温在滑州白马驿无缘无故地将三十多名士子全部杀掉，尸体投入黄河。据《唐才子传》言，他称帝后，趁其诸儿子在外的机会，征其儿媳入侍，“帝往往乱之”，可见此人之卑劣。杜荀鹤争表这么一个人的“造化工”，足见其堕落。从替百姓立言到如此无耻，其原因就在于根植于他骨子里的做官、做大官的“毒根”大大发作了，故而才扔掉了良心。纵观历史，像这样不顾耻辱，以其可贵才华而去拍那些卑劣权贵的马屁从而换来一官半职的，何止于一个杜荀鹤。顺便再说一句，朱温后来确实拜杜荀鹤为翰林学士，不过，可怜诗人官运太薄，只五天便死掉了。
宪政的内涵
？ 邹 克宪政（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tionalpolitics）也叫“民主宪政”、“立宪政治”、“立宪政体”、“宪法政治”。对什么是宪政的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所谓宪政，就是以一部体现民主、人权和法治精神的宪法为治国的根本大法的制度”；有的人认为，宪政指法律化的政治程序，即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有的人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综上所述，宪政是民主政治，是体现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它表现为宪治，即依宪法治理国家。这也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宪政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宪法的权威高于政府的权威，政府只能根据宪法的条款进行统治并且受其限制，即宪法规范具有至上性。因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原理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寻求的具有理性基础的原则，体现着立宪主义的基本精神。第二，宪法规范下的政府在本质上是自由式国家的最小的政府。公民同意建立政府并同意受其统治，仅仅是为了保障其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当政府施行暴政时，人们可以反抗政府以保护个人权利。第三，权利是人们生来具有的，其先于宪法、社会和政府而存在。法律只是在描述权利而非创造权利，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们的权利。第四，宪政是一套制度设计，政府受到限制并必须通过建立相互制衡的合理的分权制度来行政。因为法律对权力的限制依赖于权力对权力的限制。考察各国历史和现状可知，在只有法律而没有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关系的社会中，公共权力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说到底，法律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强制性力量，虽然它常常通过诉诸伦理或宗教原则而获得力量，但是，由于伦理信念和宗教意识的多样化，仅仅依赖于信念或信仰还是不够的，法律必须依赖国家权力作为自己的后盾。
对以上进行归纳可以发现，宪政意味着有限政府、保障人权、权力分立、法治。宪政的这些价值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
湖南辣椒与湖南人
？ 蒋祖烜“辣味烈性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辣椒种子在西南、西北和东南地区的广泛传播后，开始正式落脚在湖南这片肥沃而湿润的土地，并立即在这里迅速生根、开花、结果，繁衍扩张，赢得了这片土地上人民的酷爱。作为一种西来的洋货，辣椒在湖南不仅没有被排斥，或者遭到洋葱、胡椒等农作物被冷落的命运，反而得到了特别的礼遇，碰撞出激情的火花。究其缘由，似可作以下的分析：第一层是地理与气候的原因。据说在全球同一纬度上，有一条“辣带”，从南美经太平洋诸岛，贯穿亚洲大陆至东亚、东南欧、北非，湖南便处在这条“辣带”的一个圆点上。由于湖南位于西南面的云贵高原与东北面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过渡地带，加上其正处于孟加拉湾暖湿气流与太平洋暖湿气流相抗衡之地，年降水量达1300～1800毫米之多，河流湖泊密布，水网连绵纵横，湘、资、沅、澧四水下泄洪水遭长江和洞庭湖的顶托形成内涝，或久旱不雨，或一雨成灾，温差大，湿度高，或炎热难当，或寒气逼人，人民常受寒暑内蕴之浸而易致湿郁。长沙太傅贾谊就云：“长沙为卑湿之地，不利于长寿。”在这片土地上，一方面，适宜亚热带植物的生长与繁衍，辣椒的产量与品质都极可观；另一方面，辣椒祛寒去湿开郁的优长在这里大显身手，如英雄有用武之地一般。辣椒特别适宜于在湖南本土上食用。一般而言，外省人士入湘，半月以上便能接受湘菜辛辣的风味与口感，并无明显不良反应。有些进湘工作多年的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乃至东北三省人士，其嗜辣程度与本地湖南人毫无二致。台湾哲学家张起钧先生在《烹调原理》中也谈到这一点，称自己原先不吃辣椒：“不要说不吃辣椒，菜里放一点辣椒，整盘菜都不敢吃了。抗战兴起，到了湖南，看到湖南人辣椒做的菜好香。尝尝吧，愈尝愈勇敢，不到半年，则可以跟湖南人一样的吃辣椒了。”反之，湘人出湘，如进京或南下广东、海南、深圳后，其食辣欲望大为减退，抗辣能力逐渐退化，甚至因食辣出现唇裂、生疮等异常反应。这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食辣所具有的鲜明强烈的地域特征。
第二层是经济与流通的原因。湖南地貌由“七山二水一分田”构成，地处偏远，土地贫瘠，远离东南沿海，地形、区位与交通的劣势，使古代湖南经济相对封闭落后，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今永州市），即为中原势力范围的边界。夜郎国（今湘西怀化一带）则为犯人流放发配之地。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今湖南黔阳的古芙蓉楼就是纪念这位当时著名的“西部诗人”的。
这些地区至今仍属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中了湖南省的主要贫困县区。交通不便造成流通不畅，这里一向海盐昂贵。即使到了近代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盐在湘赣山区仍是十分稀罕之物，而辣椒具有刺激口味和消毒的功能，恰好成为食盐的替代品。二是省外时令蔬菜较难进入本地。乡村人民购买力较低，辣椒味美价廉，又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盐的食用甚至药用价值，是“送饭”的首选，从这一点看，一大碗白菜还不抵一小勺辣椒，辣椒是穷人的油，因而成为农家最实惠、实用的蔬菜。湘中宝庆（今邵阳市）一带农家有一担辣椒干接新年之说，可见其消耗量之大。永州江永大墟镇一带农家甚至直接用干辣椒下饭。据湖南省统计局农村调查队调查，1999年，全省辣椒播种面积为一百一十五万公顷，年产三十余万吨，当年从海南等地进口反季度辣椒三十多万吨，两项相加，全省男女老少人均消耗辣椒每年在十公斤以上。今日因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全省整体食辣程度的衰减，发达城市和偏僻农村居民食辣程度的明显差异，继续证明了辣椒消费量的多寡尤其是食辣程度的高低与地方经济的相互关系。
第三层是精神文化的原因。“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在中国各省份中极为突出。明初和清初两次大规模移民，对湖南人的性格和民风影响甚大。两次大移民，都是由于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大批外地人移入湖南，这种人口的重新组合，使湖南出现新民风。因此，伍新福等人在《湖南通史》中认为，新移民的开拓进取精神，汉族与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融和，使湖南人逐渐形成了反抗坚忍、敢做敢当、忍耐刻苦、骁勇强悍的气质，常被人称为“骡子”、“蛮子”。这种人文特征与辣椒的精神内质相通，因而辣椒与“辣人”一拍即合。湖南人借辣椒的冲劲来抒情、寄意、壮怀，从一般的嗜辣发展到大规模种辣、制辣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