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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士开不仅能够满足高湛在玩乐方面的需要，而且在性格上也尽量地投合高湛。高湛性喜谈笑，和士开便调动自己的伶牙利齿，经常陪高湛胡扯闲聊，说一些甜言蜜语和淫词秽语，这就更使高湛开心。两人越谈越投机，亲密胜兄弟，真仿佛前世有缘一般。不久，高湛就辟和士开为府行参军。
和士开与高湛亲近过度，直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这也使许多朝臣看不下去，力谏皇上将和士开遣送出宫，但在高湛的求情之处，和士开的职位不降反升。
孝昭帝驾崩后，高湛继承大位，是为武成帝。和士开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于是加紧对高湛的谄媚。长期的相处已使和士开对新皇帝的性情僻好、生活习惯等了如指掌，这使他谄媚起来有的放矢，几乎无不正中高湛的下怀。高湛虽然做了皇帝，但和士开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此时更把他视为心腹、手足，宠爱日胜一日，各种赏赐更是不可胜数。和士开的母亲死后，高湛也是“怆侧下泣”，就好像自己的母亲死了一样，可见两人的“感情”之深。
和士开得到皇帝的如此宠爱，照理说也该知足了，但是奴才对主子的依附性决定了他得到再多的恩宠也不嫌其多了，因此他仍然不放过任何一个讨好皇帝的机会。高湛善饮，但所患的“疝气”病最怕饮酒，高湛欲戒不能，结果病情越来越重。和士开屡次劝谏，高湛都不接受。这一天，高湛疝气病发作，又要饮酒，就见和士开在一边默默流泪，一副痛心而又无奈的样子。高湛见状大为感动，说他这是“不言之谏”，从此不再饮酒。和士工就是这样凭了几滴虚假的眼泪加深了皇帝对他的宠信。
单看和士开的这些举动，倒似乎觉得他和高湛真的有些感情了，两人之间不仅有君臣之义还有兄弟之情。但和士开在这些表面行动之后的所做所为却揭穿了他貌似真诚的假面。暗地里，和士开不仅依杖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打击异己，而且把奸淫的魔掌伸向后宫，和高湛的皇后胡氏勾搭成奸。可见，和士开不过是个借助依附权势进而满足个人欲望的奸佞小人而已。
通过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小人和大人物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契约关系：小人需要大人物做靠山，就如和士工需要高湛的宠信以便为所欲为；同时大人物又需要小人做工具，就如高湛需要和士开为他开心取乐、决策国事，这种关系一旦达成，往往在一段时间内牢不可破，除非大人物发现小人物对他进行了多么严重的背叛，就如同高湛最终发现和士开竞和自己的正宫娘娘同床共寝一样。但发现了、震怒了，甚至最终杀了和士开又能怎样呢？这世界上不过是少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但却毁灭了多少我们原本那般顾惜那般珍爱的感情和事业！更何况生活之中的小人大多不但不杀人，而且甚至于也并不违法，他们造下的罪孽让我们咬牙切齿却又没法在法庭上言论。正直的有名望者一旦被小人依附，那么等待他的必定是纠缠不清的麻烦、事端、官司，到时候无论是怒还是悔恨都将无法弥补业已造成的损失。而在小人一方呢，他借助于外部的力量不但弥补了自身力量的不足，而且因此在正常社会的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许多按他的根底根本无法获得的物质利益、精神支持他都能够借助别人的权势轻易地获得，自然大大添加了“得志”的砝码。汲汲于名利权势的小人，此时又怎么会考虑别人会因此有多大的损失呢？
二、小人的内心世界
以上，我们已经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小人成事的八大优势，通过一个个精彩生动的事例和较为深人的经验化理论分析，我们对于小人独特的个性特征和做事方式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小人如此独特的生存特征究竟发源于何处呢？他独特的行为方式取决于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小人在心理层面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方面？这些基本特征又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对于外界事物的态度？……凡此种种亟待解答的问题无疑对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小人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必将把我们对于小人这种特殊社会生物的认知提升到更加理性化和本质化的层次。在本章，我们将继续通过典型精彩的事例，和读者一起来透视小人内心世界的独特景观。
1。小人是一种不健全的人
我们说小人是一种不健全的人，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比较大胆的命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既然认为小人的心理或人格不健全，那么小人就显然已被我们置于患有心理疾病的“患者”的位置，但是事实上医学领域所研究的心理障碍与心理疾病从来也没有以“小人”为研究对象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般人虽偶尔会骂这些蝇营狗苟的小人“有病”，但内心深处却恐怕只承认他们操行的卑下而从未将他们看作真正的病人。但是，我们通过对小人行为与心理的研究却表明小人不但有“病”，而且“病”得还确实不浅。
现代心学理认为，一个健全的人至少应具备三种基本的能力（或日特征）：求知、爱和意志。“求知”是广泛意义上的吐故纳新，即包括肌体也包括精神：“爱”即指爱心、同情心等基本的人类情感；意志则是指一个人对于善恶的判断能力、对于事件的决断能力等。那么，小人缺少了什么呢？很显然，小人缺少了最起码的爱心、温情，我们在诸多事例的分析过程中已经发现了小人这一最基本、最一致的特征。而作为健全人必备的三大能力小人业已缺一，那么我们如何还能够说服自己承认小人的“健全”呢？尽管这样的结论显得太过突然，我们还是要自觉地将小人作为一种病态的人来加以研究，至少在本章，我们将坚定这样的立足点。
事实上，任何极端行为的产生都是有着可以探究的心理和生理原因的。譬如《红楼梦》中抑郁忧虑、敏感多疑、见到花草枯荣都不免要哭成泪人的林妹妹，其性情可算是走到了某种极端，而现代的医学工作者就指出林黛玉的性情不仅与她的天生气质和她所处的特定环境、所经历的特别遭遇有关，而且很可能另有某种心理痼疾甚至于器质性病变的因素在内。因此我们猜测小人在某些领域偏于极端的作为也一定有他特定的心理学和生理学上的病因，而目前对于“小人”这一类特殊病人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由于某种原因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这其实是弥足遗憾的。当然，这就不是本书讨论范围之内的事情了。
毕淑敏在其长篇小说《红处方》中曾讲述了一个戒毒医院院长因不幸染上毒瘾而自杀的故事，其中曾经提到人的大脑中有一块叫“蓝斑”的区域，假如通过注射药剂或手术等方式令其处于封闭或睡死状态，则吸毒者对于毒品的渴望也就自然消失，但他同时也就丧失了感知幸福、快乐、爱与被爱等情感的能力。假若“蓝斑”确实存在的话，小人的这块“蓝斑”是不是封闭或睡死了呢？否则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小人所做的种种远离爱、远离人情人伦而近乎机器与野兽的行为呢？无论如何，身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智有感情的正常人而企图去揣测与体会小人缺乏爱心的状态，确实是殊为困难的一件事。
好在我们所要着力探讨的，乃是小人内心的心理特征，而不是其形成机制。现在，还是让我们通过实例来分析一下小人之不健全所在吧。
小人案例之二十二：宋哲宗元符年间，太师蔡京的儿子蔡攸在京裁造院作监守，当时不过二十二三岁，可是对于官场之事就已经深有领悟，颇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的前程架桥铺路。例如，当时蔡攸每次会裁造院时都能赶上朝臣退朝，他就计算好时辰，以便端王下朝时正好能够碰上。于是，端王每次下朝时就都能看见一个比自己略年长的少年下马拱手肃立在路边，谦恭有礼，观之可亲。时间久了，端王不免有些疑问，就问左右这是何人。左右答：“这是蔡太师的儿子。”端王就在心里记下了蔡攸这个人。
蔡攸之所以特别注意给端王留下美好印象，乃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位端王将来就是大宋王朝的继位皇帝，可叹他如此年纪就有了这样“远大”的眼光，实在不能不说是异于常人之人。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也就是从前的端王）继位，蔡攸开始加官晋爵，先是被赐为进士出身，除秘书郎，后又升至枢密直学士，再加为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负责审定《九域图志》，修《六典》。当时定书修典的官僚有百余人，大都博学多识，蔡攸懵不知学，却凭着皇帝的宠信当上了主管，可见蔡攸本事之大。
蔡攸发迹之初，和父亲蔡京的关系十分融洽，别人也都说蔡攸是少有的孝子。蔡攸知道父亲就好比一棵擎天大树，福荫着蔡家几百口人，因此对父亲有几分敬畏，也生怕大树倾颓没了乘凉之地。有一次蔡京的党羽犯事，徽宗免去了他们的职务，还令人弹劾蔡京。蔡攸听说此事，赶快跑到徽宗那里，声泪俱下，百般求情，完全凭父子之情打动了徽宗，这才保住了蔡京之位。但是，随着蔡攸权势日大，两方不免相互倾轧，以至父子反目成仇。有一次，蔡攸到蔡京的府第，正赶上蔡京与客人谈话，蔡京于是让客人稍候，看儿子有什么事。这时只见蔡攸急匆匆的上前来，抓住父亲的手做诊脉之状，然后面色严肃地说：“大人脉势舒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蔡京登时变色，但当着客人的面，没好意思发作，只得答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蔡攸摇摇头，依然面色严肃，说：“宫中还有要事，那我就先回去了。”说罢转身就走了，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客人看得糊涂，就问蔡京：“公子为什么不多停一刻呢？”蔡京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答道：“你哪里知道个中缘由，这个孽子跑来看我就是想看看我是否患了病，巴不得我病重而罢了我啊！”过了几天，徽宗果然下诏书命蔡京致仕。
在历史上，宋朝蔡京的“奸臣”骂名可谓妇孺皆知，但其子蔡攸却从小具备了作奸臣的诸项“素质”。虽不为许多人所知，实际上也并不在蔡京之下，正可谓“子承父业”了。蔡攸盼父早死，这些小人的作为已经宣示了他（她）们内心世界是一片冷酷、死硬的荒漠。如果在他（她）们的内心深处还能潜留着一点点温情，恐怕也不至于做出这些在我们正常人看来绝对无法理解、无法容忍的戕害亲情的举动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候面对着小人真诚动人的笑脸，倾听着他们善解人意的言辞，一忽儿我们似乎觉得他们其实也是性情中人，但是小人们用自己冰冷的行动酿就了一个我们无法不去面对、不去惊谔、不去震怒的现实，这现实令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小人确实是不健全的、病态的人。
蔡攸靠狠毒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势。权势名利，荣华富贵，都成了他（她）们脚下之物。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他（她）们幸福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有最为确定的回答：小人并不幸福。小人自己或许以为通过种种伎俩获得了权势名利，他拥有了别人所不曾拥有的舒适安逸，因而他是幸福的。但是如果说舒适安逸的生活就意味着幸福的话，则那每天在猪圈中吃饱即睡、睡完又吃的猪猡又当如何呢？何况小人即便是暂时获得满足，那一颗心却还要为失去所得而担惊受怕，还要为谋取更多的利益而千忧万虑，心情之安闲舒爽又怎能比得上猪猡呢？这比方自然是低俗了些，但却蕴含了深切的道理。而我们之所以说小人并不幸福，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小人的缺爱心、温情，他所谋得的利益、所获得的满足更大程度上接近于纯粹物质上的、感官上的动物性满足，与正常人所谓的因爱自己且爱他人进而达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获得的满足感截然不同，因而离真正的幸福感也是远而又远。小人的可卑可怜之处，也正是表现在这里。
2。强烈的私欲压倒一切
有些哲学学者认为，理性其实说服不了人自己，真正能够牵引人去付诸行动的乃是人的欲望。这说法未免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古语云“食色性也”，食欲与性欲作为人最基本的两种欲望，其表现形式不外乎是追求肉体感官的满足与快感，而种种对于金钱、对于权力、对于名望等的欲望，归根到底也还是为了“食”、“色”这两种感官需求。相对于正常人而言，小人对“食”、“色”的欲望显得尤为强烈，对于能够带来“食”、“色”的名利权势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急切渴求。虽然从历史上、从现实中看来为数众多的小人其实都是平庸的，但内心深处向外拱动的动物性欲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小人不甘平庸的性格。如果说正常人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还或多或少的挟带着自我价值实现或者为群体发光发热的愿望，那么小人渴望出人头地一飞冲天则完全是为了能够使其熊熊燃烧的欲火始终获得可资燃烧的燃料。强烈的私欲与缺少爱心的病态人格相结合，必然会使小人对社会及人群做出最简单冷酷的划分：可利用的，不可利用的和必须打击的，这种划分特别有助于小人甩脱一切道德上的负担赤膊上阵。而毫无道德负担的思想状态也正是界定了一个小人之所以为“小人”的根本标志，小人之“小”，也正是“小”在卑下的人格、匮乏的操守和为满足强烈私欲而采用的种种恶劣手段上。
小人案例之二十三：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等12名党员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一起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准备提出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制订党的纲领。大会代表分成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当时，李达被指定为教育问题组和妇女问题组的召集人，张国焘也在这一组。小组讨论时，张国焘表现得十分积极，热情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家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最后由李达归纳为几条，提交大会讨论。到了大会讨论阶段，张国焘就完全变了一副脸孔，对于在小组讨论阶段共同确定的几条大肆批评，批评的依据是他从苏联带回来的宣传品，和一天前站到了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李达当时就被气得够呛，当面质问他：“昨天在小组讨论时你怎么不提出自己的高见，要留到今天才发表？”只见张国焘脸色平静地回答道：“昨天我还没有仔细想这些问题。”李达听了张国焘的回答，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党内竞有这样狡诈的家伙，为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不惜撕破面皮诋毁别人，这人实在是很危险啊……
果不出李达所料，张国焘后来真的成了早期党内著名的大叛徒。
通过以上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小人强烈私欲的两种表现。张国焘谋取党内权力的欲望可以说已经是张扬在外了，在赤裸裸欲望的驱使下他不怕撕破脸皮；都在物欲的支配下表现了极强的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性格，虽然他们原本不过是平庸之辈。而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与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天然不可能完全平等的，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恰恰决定了一个人所应当采取的生活方式，这正如达官贵人和平头百姓和街头乞丐的生活方式是无法相同的。小人在私欲支配下不甘平庸的性格注定了他终其一生都不会停止向上攀爬的焦渴和努力，但正所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小人即便是一时得逞于世，逍遥得意，但一般来说小人的得志都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一个正常和规范的社会是不能长久容忍这样的蛀虫存在的。小人的这种注定短暂易逝的梦一般的人生，也正是小人命运的可悲之处。
3。内心深处的自卑感
与外在表现出来的膨胀的欲望和无所顾忌的作为相对应的是小人内心深处浓烈的自卑感。小人心灵中深刻的自卑是小人又一大重要的心理特征。
小人的自卑感是有着复杂的产生根源的：
（1）小人的生存境遇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述及小人在其发迹之初大都是郁郁不得志者，长期的压抑和过多的挫折给小人的内心罩上了浓重的阴影，面对别人成功后的辉煌灿烂和自身的困顿苦厄，心比天高的小人自然而然生出自卑感。
（2）小人的自身条件
在我们所引用的史实或事例中，确实有一些小人是有着惊人的聪明和高超的技能的，但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历史上和现实中成为群落的小人绝大多数都是平庸的，既无才华又无学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