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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档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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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当地大屠杀的是突击部队领导人保尔…布洛贝尔,他也在布吉拉亚泽科夫组织了枪杀。他的父亲是比利时乡下的一名小手艺人,他本人学过瓦匠和木匠的手艺。他的抱负和他的努力使他虽然中学没毕业就接受了建筑学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志愿兵——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1920年他在一家著名的建筑事务所获得成功,然后娶了一位名门闺秀为妻。1926年,在32岁那年,保尔…布洛贝尔的愿望实现了:他成了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自由职业建筑师——包括建筑私人住宅。     
    192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布洛贝尔再也接不到合同了,以领取失业补助度日,一贫如洗。在寻找政治靠山时他于1931年10月加入了冲锋队——奇怪的是他同时加入了德国社会党。1932年年初他似乎找到了他的使命:他是党卫军保安处最早的成员,负责暗中监视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这是有野心的布洛贝尔的第二次机会。毫无顾忌、奉公守法、无条件地忠诚于种族主义的纳粹思想——这些特点是在保安处内升迁的重要前提条件。但保尔…布洛贝尔还有其他特长,它们让他有资格胜任他后来的屠杀任务:他聪明,又不是知识分子。1941年年初他担任分队长——已经是上校级别了。布洛贝尔似乎天生适合“东方的特殊任务”,因为根据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具有“杰出领导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     
    在他的命令下,第三突击部队的4a别动队屠杀了约6万人,男男女女和孩子们。“他是怀着信念屠杀的。”后来起诉他的本杰明…费伦泽说:“他老说是上级命令只是装模作样。”不过,1942年初布洛贝尔被调回了国内极有可能是因为酒精问题,因为他似乎从心灵上和肉体上都再也经受不住这些罪行了。仅5个月之后帝国中央保安局就派他去执行一项新的“使命”:“1005行动”是要清除大屠杀的所有痕迹。这位显然又恢复了健康的党卫军成员也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让人打开群葬坑,将尸体架在浇了油的铁架上焚烧,用特殊的磨子辗碎残余的骨头。     
    战后在纽伦堡受起诉的布洛贝尔没有后悔的表示。他像从前一样相信他是有优越感的人,具有优越性,像奥伦多夫一样——他不是为受害人而是为案犯难过,他感觉他们的“神经受到的伤害要比那些被枪杀的人厉害得多”。这位因“反人类罪”而被处决的人的临终遗言是:“作为军人,我遵守纪律,忠心耿耿……现在纪律和忠心将我送上了绞架。我今天也不知道,我不这样做又会怎么做。”简直难以想像比这更反常的对军人的理解了。     
    布洛贝尔属于因信仰而屠杀、精神受影响的人。许多人为自己所犯的罪痛苦。出现神经崩溃、酗酒、胃溃疡和心身医学疾病。另一些又变成无情的施虐狂,不加选择地殴打受害人,随心所欲地屠杀。第六别动队成员古斯塔夫…费克斯后来在审判突击部队时承认:“我还想补充,由于在进行这种处决时的心理压力巨大,有许多人没有能力执行枪决了,因此必须换掉。另一些人又嫌参与得少,常主动报名参加处决。”鲍利斯…冯…德拉兴菲尔斯1941年属于执行警察:“每天有三十多人,有时甚至五六十人想请病假。可一般只有一部分人被批准。于是随便开给他们某种药片,正如已经讲过的,有神经崩溃的,有自杀的,有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案犯们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对这些现象的描述很奇怪:总体上是在同情屠杀者,而不是他们的受害人。第4a别动队成员科尔特…韦尔纳的陈述是最典型的:“步兵分别站在犹太人背后,射击颈部杀死他们……根本无法想像,在那下面进行这肮脏的行为需要耗费多少神经。真可怕……一整个上午我都必须待在下面的峡谷里。有一段时间我必须在那里一直开枪……”


骷髅头第48节:使用毒气

    作案人是党卫军成员,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种族狂热分子,但也有警察营成员,他们似乎根本不适合做杀手。他们的元首要求他们做骇人的事情,他们的头目、“党卫军国家领袖”希姆莱也知道此事。他为他的执行者担心。因此他在1941年12月12日致“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员”的命令里显示了上司对手下的“关心义务”:“高级领导和指挥员的神圣义务是亲自负责,不让必须完成这一艰难义务的我们的人员中有谁变得粗野或性情和性格受到伤害。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执行任务时要纪律严明,完成了这么一桩困难任务的那天晚上要举行战友聚会。但战友聚会绝不可以滥用酒精结束。这天晚上应是这样的,在这个晚上——视情况而定——最具德国家庭特点地围坐在一起吃饭,这天晚上的几个小时应该充满音乐、报告,将我们的人员带进德意志的精神和内心生活的优美地带。”“正常化”和大屠杀幽灵似地交叉——应该这样。     
    希姆莱重视的是,“规矩地”谋杀,形式正确,没有施虐狂或偷受害人的东西中饱私囊这样的“低级行为”发生。他的可怕的世界观认为这是卑鄙的动机,而不是屠杀数十万人。这种“区分”当然不仅在党卫军大人物的头脑里作怪。党卫军成员恩斯特…格贝尔后来谈到过一位下士:“(他)杀死孩子的方式真残酷。有几个被他抓住头发,从地面拎起,开枪打中后脑,然后抛进坑里。我最后再也看不下去了,要他别这么做……他应该更规矩地杀人。”     
    希姆莱不断向他的部下解释,他们是在受命从事一桩伟大而理想的行为,尽管它无情和恐怖,但最终能保证自己的民族生存下去。在党卫军或警察的等级制度里无人反驳——更别说1943年10月6日“国家领袖”在波森向党卫军和警察官员所做的那篇臭名昭著的演讲时了。     
    “你们中大多数人都将知道,如果100具尸体堆在一起,如果500具堆在那里,这意味着什么。挺住这场面,同时——撇开人类的特有的软弱不谈——保持规矩;这使我们变得坚强了。这是我们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写过永远不会有人描写的光彩的一页。”     
    希姆莱从一开始就很关心屠杀者的道德。他多次亲自到现场了解他们的行为。“党卫军和警察高级指挥员”埃利希…冯…德姆…巴赫…泽莱乌斯基关心的是向希姆莱显示这一屠杀行业对他的部下有什么影响。“您看看这些人的眼睛吧。”他说道,“这些人余生都不得安宁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神经病患者和野人!”     
    希姆莱虽然表示“理解”,但他鼓励士兵们,他们的任务是必要的,他们应该摆脱道德上的顾虑,他和希特勒承担责任。必须打仗,这样将来的一代代人才能免于打仗。尽管如此,希姆莱和他的领导人员在寻找让谋杀不太“易受影响的”方法。西蒙…魏森塔尔,在战后不仅对案犯进行侦查,而且也试图解释大屠杀的形成过程,他简单地描写道:“有些屠杀者自尽了,因为他们再也受不了这些屠杀了。假如一个人在这里有三个孩子,自己却屠杀孩子,他就不是那同一个人了。因此要寻找一种间接的杀人方法。于是想到了毒气。”     
    开始用看不见的毒气一氧化碳在改装成毒气车的卡车里进行谋杀。党卫军旗队长瓦尔特…劳夫后来供述:“我说不清我当时对使用毒气车有没有顾虑。我当时关心的是,枪杀对于执行枪杀的人是一种巨大的负担,使用毒气车解除了这种负担。”这只是开始。不久,除了保护凶犯以外,大屠杀也开始具有新的规模——数百万地、机械地、彻底地。     
    艾克的“学生们”的机会就这么来临了。他们的特征不仅是纳粹妄想和仇恨犹太人,还有那些集中营统治的残忍方法。鲁道夫…霍斯成了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马克斯…克格尔任马吉丹尼克的指挥官。在达豪曾经在艾克手下服务的阿道夫…艾希曼成了帝国中央保安局里大屠杀的组织者。     
    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初建之时,就连那些最上层的刽子手们也没有想到将在这里犯下的罪行的规模。当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霍斯1940年4月底到达那里时,据他自己讲,他充满行动的欲望。他受命将这座游击队营地改造成一座“整洁的集中营”。     
    在对“快乐旧时代”的回忆中,他让人将讽刺性的格言“工作创造自由”钉在营地大门上方。在达豪也一样。但其他方面这位新任命的指挥官不想和老的有任何关系,后来他讲道:“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只有通过所有人——从指挥官到最后一名犯人的不知疲倦地辛勤劳动,才能将奥斯维辛变成某种有用的东西。但为了能让所有人参加这一任务,我必须和所有传统的东西、和集中营里所有变成了传统的习惯决裂。”艾克认为犯人首先是国家和民族具体的敌人。霍斯毁灭性地给对手重新下了定义: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取决于如何消灭“有害分子”。肆无忌惮的野心家霍斯将证明自己是奥斯维辛有效率的指挥官。     
    他从前的生活经历颇具时代特色。孩提时他习惯了他父亲,一位巴德商人的有力保护。他想成为一名基督教神父。可还在上学时,他的稳定的世界观就发生了变化:一位神父伤害了他的秘密忏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像其他许多后来的党卫军成员一样:他从一开始就特别喜欢军人生活、制服和秩序。虽然不到16岁,霍斯成功地被接纳进了陆军部队。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这位新兵在无情的阵地战壕沟里失去了对杀人的恐惧。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没有了方向,参加自由兵团,因政治暴力被判10年。监狱生活的明确规定启发了霍斯:他要做一名模范犯人,在这里他又找到了一个他可以适应的明确的接点:报酬。在关了不足6年后他获释了。     
    他从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精神骚乱逃进了一个农民的知足生活的浪漫理想中。可当海因里希…希姆莱1934年让人招收新的党卫军成员时,霍斯决定参加这个黑色骑士团,落进了艾克式训练计划的磨坊里。他是一位好学的学生:据他自己承认,无条件服从、纪律严明的规定是理所当然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他的眼里它当然不适用于被纳粹政权定为敌人的那些人。他的特点是干劲十足:在修建集中营时,当铁丝网不够时,他让人去偷了一些。其他人确定他——他一再地告诫自己:目的是确定一切的标准。霍斯属于那些始终需要一位上司的人。战后他为自己的行为推脱责任:他不过是服从了命令。


骷髅头第49节:奥斯维辛集中营

    最早被运往奥斯维辛的犯人是30名来自萨克森豪森的“经过考验的人员”。他们的任务是担任犯人头头,集中营、狱区和狱室的头头,负责监视集中营里的犯人。他们自己不必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得到更好的伙食,穿高筒靴和手工缝制的囚服。霍斯在他的记录里炫耀地写道:“分割和统治”,是这里的口号。分级的权力分配使每个人在集中营等级制度中获得一个位置,使他成为该体系的一部分,也让受害人成为凶犯。这是集中营世界的典型特征。     
    在到达三星期之后,第一批波兰犯人在殴打、脚踢和大声叫骂中被犯人头头们赶进了集中营的棚屋里。他们是地下抵抗战士、政治家、波兰知识界的代表、神职人员和犹太人。拘留营第一领导人卡尔·弗利奇,集中营总指挥的左右手,他迎接这些新来者的讲话一下子浇熄了任何想活着离开此地的希望:“你们到这里不是来到疗养院,而是进了一座德国集中营,只有一条出路离开这里——通过烟囱。谁不喜欢这样,他马上可以触电身亡。如果这批人中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如果有神职人员,他们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3个月。”     
    进攻苏联之后,这座集中营里关满了俄罗斯战俘。根据数月前就颁布的“特派员命令”;帝国中央保安局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将所有的干部,特别是“职业革命者和人民委员”挑出来消灭掉。这一谋杀行动不能留下证人,于是集中营被指定为作案现场。     
    1941年9月5日,奥斯维辛的党卫军首次使用氢氰酸制剂齐克隆B屠杀。这一试验“非常成功”;执行者表示满意:近600名苏联士兵和300名左右有病的犯人被毒气毒死了。在奥斯维辛进行集体屠杀的工具被发现了。和同时在集中营里进行的集体枪杀相比,齐克隆B的“优点”是明显的:它屠杀起来不仅更快更节省,它也“更人道”——对于作案人,而不是对于受害者。集中营指挥鲁道夫·霍斯后来回忆道:“我必须坦率地说,毒气杀人让我感到安慰,因为不久就必须开始大量灭绝犹太人。枪杀总是让我毛骨悚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省掉了这些残杀,我感到安慰。”     
    但犯人们并没有能免遭亲手进行的残暴,殴打惩罚属于家常便饭。有无数的变化形式,因为折磨者施虐狂式的幻想没有止境。在老集中营里审讯时特别有名的是“荡秋千”,犯人必须双手抱在屈起的膝前,手腕被用手铐铐在腿前。随后将一根粗铁棒伸进受害人的臂肘和膝盖之间。折磨者将这根棍子搁在两只木架子上,让犯人头朝下挂着。看守用皮鞭抽打犯人的臀部、生殖器官和光脚板。打得那么狠,被折磨者一直转个不停。如果喊叫声太大了,就给他戴上防毒面具。在比尔克瑙许多人不是死于一桩残酷的“罪行”;而是死于集中营人员的寻开心。有时责任人随意找出一位受害者。他们强迫这位不幸的人,腹部朝下四肢伸直趴在地上,将一根棍子放在他的颈部,使劲跳上去,折断他的颈部。常有恐怖的情形:“目光野蛮的犯人头头走过犯人之间血迹斑斑的夹道,而党卫军成员像电视里误入了一部没完没了的荒诞恐怖片的西部牛仔,从屁股后面射击。”从恐怖中幸存下来的犯人鲁道夫·弗尔巴回忆道。逃跑时被枪杀的人被放在集合场地上,用于威慑其他人。党卫军成员将写有“乌拉,乌拉,我们又回来了”的标语牌子挂在他们的脖子上,还活着的逃跑者当着犯人们的面被绞死。     
    为了减轻凶手的工作负担,集中营领导争取“平衡自由时间”。奥斯维辛的有些党卫军成员去桑拿、足球场或妓院里打发业余时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有个专为赫尔曼·戈林修建的鹰院和一个骑马厅,后者是为集中营指挥官科赫的妻子修建的。     
    高级党卫军军官及其家庭一般是安排在一到两个家庭的房子里。这些双层房或行列式住房配有小花园,花环似地包围着集中营的其他地带。有道命令显示了鲁道夫·霍斯是多么重视环境的整洁:“新建的花园式设施是营地的装饰品。每位党卫军成员都应该保护这些设施,不践踏损害草坪。”另外,他们的指挥官还要求党卫军成员自己护理他们的花园:“已婚的党卫队领导、下级指挥员和男性只可以在他们的住房周围圈起他们自己能料理的那么多园地。不可以使用犯人料理花园事务,因为他们被使用于更迫切的工作。”——指党卫军工厂里的强制劳动。     
    霍斯一直在努力争取促进集中营看守的团结。无论是战友节还是体育比赛——都是为了维护党卫军的团队精神。指挥官的命令涉及面广泛,向我们展示了集中营里的社会活动,比如有一回要求在奥斯维辛举行战友晚会:“1940年8月16日所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成员在保护性拘留营地背后的剧院里举行战友晚会。19点开始。18点50分之前必须入座。保护性拘留营的领导们必须设法让各小分队及时归营,让党卫军成员最迟18点15分下班。邀请目前在奥斯维辛的党卫军成员的妻子和未婚妻们参加战友晚会。”     
    体育活动也能消遣。在进攻苏联前一天,奥斯维辛下达了下列命令:“值此夏至之际,于1941年6月21日在党卫军体育协会的体育场上举办田径运动会。当日只安排极重要企业的劳动小分队外出,好让各队能有足够的人员参加比赛。不得请假。”就在希特勒在东线发动灭绝战争不到三星期之时:“星期天,1941年7月13日,在本地体育场上举行三场手球和足球比赛。比赛场次如下:14点至15点半:党卫军骷髅头足球队对老贝伦体育协会。16点至17点半:党卫军手球队对比尔克瑙比赛俱乐部。17点至18点半:党卫军足球队对比尔克瑙比赛俱乐部。这些比赛的门票10帝国马克。”


骷髅头第50节:“消毒”和“浴室”

    此时,历史性犯罪的最后一步尚未到来。在首次毒气屠杀之后仅过了几个月,奥斯维辛就开始了工厂式屠杀。第一组受害人在其中被使用齐克隆B杀害的第11区显得不合适了。仅是给这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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